我返回露台旅馆，这时我不再理会有没有人继续跟踪了。时间尚早，我还是给罗莉挂了电话，听到她低哑的声音，我激动得半晌没说话。她并没有敌意，也许是因为我们有几周没通话了。我没有考虑要向她说些什么，只一再说：“我很想见见你，今天早晨，我见到了田大凯，他令我不安，人倒和善，不过……”
她生气了：“因为田大凯是我挑中的，你就不同意。你可以换律师，但是，这就要争执起来，两个律师，两种观点。”
我坚持说：“见见面吧，求求你。明天好吗？”
她往后推了一天，以表明她的独立性。
这一天之差就足够他们行动了。
当天夜里，一场大火把王能达的服装店烧得所剩无几。她的服装店离露台旅馆不远。我在《北方周刊》上一看到这条消息，就知道他们想要恫吓王能达。（报纸总是随早餐一起送给我的）我赶到了商店门前。
建筑物的门脸儿让烟熏得乌漆抹黑。玻璃碎片同烧毁的衣服混在一起，湿漉漉地堆在人行道上。道上有铁栅栏挡着，不让闲人靠近。正象我想象的那样，商店内部全部焚毁。到办公室去的楼梯已经倒塌，墙围布几乎烧光，到处是烟熏火燎的痕迹。穿衣镜全打碎，碎碴子散满了一地。
我看见坐在商店中央，还是穿着我们见面时的那件黑绸衫，两条腿交叉着。我们只离几米远，但是，她望着空处，目光呆滞。
刑事纵火案喝？
这场火灾之前有爆炸声。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调查人员不排除这是一次纵火犯罪案件。
王能达太太并没有仇人，然而，她想起来曾收到过好几封恐吓信，是一个自称“无产阶级行动旅”的集团发出的。其中一封匿名信上特别强调：“在上海穷困的失业者面前陈列奢侈品，这是一种挑衅，我们将予以回敬……”
《北方周刊》记者G，B，
王能达不会出庭作证了。她已经为纵火烧毁服装店的人（我想就是乾坤的打手）开脱罪责。他们会就此止步。已经接受了警告。
我只向田大凯交了这个底。只有他听我说过。王能达可能会作证。他把消息传了过去，他肯定是他们的同谋。
我一直到傍晚才回旅馆。回来之前，我溜了一个弯，一直步行到虹口山庄，打定主意再同。王能达见一次面。可是，走到楼道里，我连门铃都没按就又下了楼。为什么还要把他们和我拖累在一起呢？他们吃的苦还不够惨吗？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又到了康塔里公路的拐弯处，我身后的尾巴不见了。我苦心揣测监视我的那些人的意图，如何才能避开他们为我设的圈套。可是，时间还来得及吗？再说，我果真愿意这样吗？一个事件还模糊难辨，我却一味去碰它，但是，我已经预感到，这个事件可能要化为我的命运，从而赋予我的生活以某种意义。
这种种的考虑，也许不过是我当时的思想，经过想象，又重新组合起来。欲待证实，不如少说闲话，还是讲讲事实吧。
我同罗莉约会的时间是次日午后。我订了一张早上的机票。我想见见乔枫警长，但是，他不在上海，要两天才回来。我松了一日气，因为，我打这个电话也是一时冲动，又何必冒这个风险，把我掌握的情况告诉他呢？然而，我今天倒觉得，当时我相信雷震的态度是坦率的。他终于让我信服他是真诚的，谁敢说我最后不会向他开诚布公呢？但是，他外出了。这是偶然性起了作用。
我躺下了。给罗莉挂了几次电话，一直没挂通。于是，我躺在床上尽量不动弹，免得猛然一抖，加剧我的不安情绪。人要入睡的时候，常常会这样惊悸。
到了半夜，我一定是在昏昏沉沉中梦见一只狼狗爬进我的房间。这只狼狗，我在虹口山庄公园见过，在康塔里公路上见过，就是从家，从田大凯家门后蹿出来的那只。它要咬死我。我记不清楚有没有叫起来，但是，我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到阳台上去昕听海浪声，以便放下心来。这个场面不过是梦幻，根本没有狼狗在昌西于斯大街上徘徊，企图钻进旅馆来。
等我重新躺下的时候才又想到：罗莉把我们的约会通知了田大凯。她信不过我，给律师打了电话。我就象听到了他俩的通话：“您怎么样，好吗，亲爱的朋友？我在上海见到您的丈夫，他的情绪暴躁极了。他拒绝提出的妥协方案，我认为是个错误。”田大凯说。“说的是呢，先生，我正要告诉您，他明天要来看我，下午三点，就在我这里，我同意了，您看怎么样？”田大凯沉吟了一下，接上说：“怎么不可以见见呢？不管怎么说，您是同意这项诉讼程序的。您最好向他摆摆您的要求。您是说下午三点吗？不必担心，我再给您打个电话……”
我听到他们的声音，如同我编写电影剧本时有了分身法一样（这正是我的乐趣所在），杜撰书中人物的对话，就象好探听的人偷听到一段谈话，并且录了下来，再不就象某些喜剧中的演员，搞骗人的把戏，变换假面具，从布景的一侧跑到另一侧，依次扮演好几个角色。
然而，这不是演戏，而是性命攸关的问题。昨天夜里，我很清醒，也很忧惧。我重新誊写了田大凯与罗莉的对话，觉得很准确，如同听人口授写下来似的。
快到凌晨三点钟时，我拨了罗莉的电话。我要向她报个警，让她小心。田大凯可能会告诉他们，就象他在的问题上做的那样。他们得到消息就可能行动。他们为了击中我，可能会打击罗莉。但是，罗莉不在，没人接电话。我感到小肚子一阵疼痛，几乎忍受不住，又感到被一群黄褐色爪子的黑狗团团围住，我惊慌失措，汗流浃背。离动身还有几个小时，我想到这段漫长的时间，忍不住叫喊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啊。”
我一回忆起这段经历，便感到惶恐，而且越想越惶恐，简直控制不住自已，说起来可能叫人奇怪。其实，我的头脑始终清醒，我步步注视这种情绪的高涨，甚至在我喊叫的时候（我无法控制不喊叫出来），我还记录我说的话。这一次，我依旧身兼二任，既是演员，又是自己的观众。我前面说过，我很好奇，而且天晓得，我激起这种荒唐的念头，谁说不是为了更好地观看下文呢？但是，我的精神高度紧张，真怕连这种清醒也会丧失掉，在惶恐将我攫去之前，我还要全凭这点清醒加以抵制。因此，我服了好几片安眠药。我抓起药片赶紧吞下，不容自己有时间阻止这个举动。这样仓促地吃药，我感到脸红。
我一向不主张吃药，而爱在自身寻求治病的机能，并且总以此自豪。罗莉说这是不可思议的，简直可笑。
我不常服药，所以一吃安眠药就睡着了。日上三竿我才醒来，脑袋昏昏沉沉，浑身大汗淋漓，直到重新想起罗莉，神志才慢慢清楚。罗莉象我今天早上这样，往往是在昏沉中醒来。
我发现要误飞机，只好强打精神，可是，稍微活动一下我都很困难，手脚好象都被捆住了似的。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在出租汽车里还昏昏欲睡，只是当我回想起到达上海时的情景，才摆脱了瞌睡。这是我一夜过后的虚假而恶心的安眠。我到达上海时，也是乘的出租汽车，我想起司机的名字了，他叫李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