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该坚持下去。看来是诚恳的。他是吃了乾坤阴谋的亏吗？再说，我能排除一系列的偶合与谬误吗？吴迪太太被杀害的那天，看清凶手就是拉乌尔·迪特吗？发生人命案时在现场，这样的证据有效吗？
这些问题和种种疑窦，在我的心中翻腾。我责怪自己，虚构和幻想是文学作品的通常手法，我却企图搬来批评政治生活。腐败是一个时髦的题材，我八成也落到这种俗套里。就是两个青年自杀，归根结底，不过是生活造成的一种常见的丑闻。对于郭。文静的人格，我甚至都怀疑起来。我只要探究探究自己的内心，回想回想我极端粗暴的态度，我有时对罗莉的仇恨，就能明了一个人的劣根。
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穿过了黯淡的居民区，走到山谷地带。那里的铁皮和木板房一间挨着一间，里面住着皮肤黑黑的工人。依照贝肯，伦敦的地理划分法，在每个城市里，工人都住在亚马逊之西的南面。后来，有几天工夫，也就是我在上海的最后几天，我一直把握住这唯一的理由，确信我的直感并不虚妄，我的决心也不是违反常情的。
而且，假如我探询自己的心思，我知道在一个事件发生之前，我决不会放弃不管，尽管我弄不清楚事件是什么性质。我必须向前走。我有时确信，这个事件就是我与罗莉言归于好。我们的争执是在上海开始的，也就应该在这里收场。我抱的态度，就是要诚恳地、公正地说服罗莉。在我的生活中，她曾经深恶痛绝的那一面，我终将消除。我一定不能妥协，我的这段生活就是一场较量、一场竞赛。我想象着同打官司时的情景，我要向旁听者抛出郑霜的信，我要迫使拉乌尔·迪特出庭。当天晚上，罗莉就会打电话给我。
我曾讲过，由于失眠，我头脑里出现了一系列场面。我杜撰对话，想象人物的姿态，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也可以说是职业病吧。我这种狂热的臆想，如果不抓住我身外的一个目标，我自己就要变成电影剧本中的唯一中心人物。这场电影，每天夜里都重演一遍。我就是这样，在露台旅馆的房间里，经历了我的故事的好几种结局。
但是，没有一个结局同现实强加于我的相似。
事情一环扣一环，发生得非常迅疾，要想叙述，就不能慢条斯理，必须停止议论，且不管把我辗得粉身碎骨的是什么机关，这留待以后读我手迹的人去判断吧。
首先，一清早，七点钟刚过，田大凯先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是从巴黎打来的。他说：“一个小时之后，我乘开往上海的飞机，我要到那里去辩护。您愿意到机场等我吗？事情很重要。您有汽车吗？您把我送到法院，您看行吗？谢谢，亲爱的朋友。”
田大凯比我先到上海候机室。他亲切地抓住我的胳膊，那副保护人的架势倒引起了我的警觉。他赞扬我的气色很好。我们往停车场上走去，他一路指点着圣一阿克赛斯岛、大海和东部丘峦。
“多迷人的地方啊，您的职业多么不寻常啊。您在这里，在海边，还把这称为工作！”
接着，他表情严肃起来，抓紧我的胳膊。
“的律师是安托尼先生，我在巴黎见到他了。我老早就认识他，我们超过一般的同事关系，是朋友啊。”
我们上了汽车。我正要开动时，他把手按在我的手上。
“重要，施崇，非常重要。准备撤回他的起诉。不要闹起风波，他愿意这么办，而我们呢。”他拍了拍公文包，“我研究了材料，我们什么凭据也没有。假如要打这场官司，我们非输不可，相信我这话吧。的建议是求之不得的。”
田大凯用胳膊搂住我的肩膀。
“当然啦，我对安托尼说，我保留答复权。但是，施崇，非常坦率地讲，情况对我们很不利，我们要保住面子，抽身出来。”
我转动点火开关的钥匙，加大油门，马达声盖住了田大凯的声音。他把胳臂抽回去。
“您如果要打这场官司。”他又说，“不过……”
“不过什么？”
“我们要打输，而且……”
“我不会输掉……”
在沿着黄埔大街行驶的时候，我不住嘴地讲，时不时瞥田大凯一眼。他眼睛望着前方，嘴唇抿得紧紧的，往前努着，显出一副洞察秋毫的神态。我的话匣子一打开，便上来瘾头，越说越顾不得重复颠倒。我夸大其辞，说什么：“如果王能达出庭作证，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她随时可以出面，我手里攥着她女儿的信，他们看见了乾坤的打手，拉乌尔·迪特。即便清白无罪，我还会把乾坤逮住呢。不说别的，他们隐瞒郑霜和马萝是自杀的，这就不正常。这已经是一种迹象。杜辉和《团结》周刊的某位先生，他们会报道这场诉讼，我向您担保，会造成舆论的，我不会输掉，我已经下了决心。”
我们到了法院。田大凯亲热地对我笑笑。
“好哇。”他说，“很好。”
他下了车，俯下身来，说：“咱们还没来得及谈罗莉，没有任何困难。我同罗莉起草了一个方案，您看看再说。所有这一切，我打电话给您，、罗莉……”
他将这两个姓名连在一起，我开始害怕了。
我始终不相信我的直觉和预感，也不想知道。如果未来露出缝隙，我却把眼睛移开，等大地重新焊接起来，再象盲人一样往前走，拒绝审视周围的一切。但是，此后既然木已成舟，我就干脆说出来。田大凯先生说：“所有这一切……、罗莉……”话还没说完，我就预感这种联系不是没有用意的。田大凯手里牵着所有的线，他要将这些线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