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下楼梯，从售货员中间穿过去，听见办公室的门砰地一声关上。那封信在我的手里搓成了一团。
郑霜，白白死掉，白白死掉啦。
我又回到店里，冲上楼梯，推开门。伏在写字台上，脸埋在胳膊里。轮到我喊叫了。
“我非得叫您承担义务不可，因为您了解他们干的事，您一定要讲出来。去吧，随便叫哪个来，叫乾坤吗？叫拉乌尔吗？”
她抬起头，显然哭过，眼睛周围的粉饰化成一个个褐色的圆圈，两腮上，嘴唇合拢处，都有小锯齿状的痕迹。
“给我走开。”她说。
她现在说话没火气了，她已精疲力竭。
“您得不到任何结果，得不到任何结果。”她连声说。
她摇了摇头。我可怜她，又感到惭愧。
“您一定得说出来。”我说，“为了郑霜，为了她呀……
她闭着眼睛摇摇头。
拒绝作证，或者说，拒绝把实情告诉我，这是一条界线。过了这条线，使开始一段朦胧不清的时期。这一时期，我时刻觉得受到威胁。有人跟梢，这我敢肯定。在旅馆前厅等着我的那个年轻人，并不躲躲闪闪。他跟在我身后，相距十来米远。在黄埔大街上散步的老年人群中，我也发现了他。我在电话亭里，看见他靠在公园的铁栅栏上。我在电话里找到《当代》的雅克·杜辉，把马萝与郑霜自杀，郑霜给我的信，以及她在信中控告了拉乌尔，全告诉了他。他打断我的话。“关于拉乌尔·迪特，我有一份材料。”他说，“警察局也有。若是果有其事的话，他肯定参与的。但是，他是个老狐狸，谁也没能抓到他。我们必须掌握证据，施崇，不能再凭假设做文章。至于那些孩子自杀，不，别找我们，我们不行，您明白吗？”
我挂上电话。
那家伙还在那儿等我，左手插在兜里，悠闲地吸着烟。《当代》也好，《团结》周刊也好，全都讲脸面。孩子自杀，他们深表同情，但绝不去宣扬，绝不暴露孩子们的尸体。我想起一件事，一个大学生在布拉格自焚，行人往他自焚的路面上丢了许多鲜花，花束周围摆着摇曳的蜡烛，那情景还历历在目。可是，连郑霜的亲母都保持缄默，那么，还有谁来讲述她，讲她那不妥协的态度呢？我给家挂了好几次电话。最后，我把名字留下。我想见见夏曹俊。“我是邱桦，我母亲不在这里，我向您保证，眼下也不能去看她。”她的话中断了。接着传来的是杨宇的声音：“是您吗，施崇。我约您见一面，半个小时之后，在游船俱乐部前面，您去吗？”
的语气既武断，又坦率。我头一个到了码头，跟踪我的那个家伙把汽车停在离我五十米远的地方。我正要去质问那个尾巴，不料来了。
上海市长发胖了。他穿一件白毛线外套，系一条蓝色肩带。我觉得他的脸庞更为滞重，下颏臃肿了。他站在我的对面，双手背在身后，两只脚微微叉开。
“您要予什么？又臆想些什么啊？”
时近黄昏，码头上行人寥寥。我指了指跟踪我的人的那辆汽车。
“有人跟踪我。”
回头瞥了一眼，耸耸肩头。
“有什么不可以的？这妨碍您吗，您有什么事要瞒人吗？我可没有。”
说着，他三步并成两步向汽车走去，把车门拉开，我望见他比比划划，听见他大声嚷道：“我是杨宇，市长，你愿意向谁说，就向谁说去。”他砰地一声将车门关上，又朝我走来。汽车没有开走。
“我没有任何东西要隐瞒，您听见了吗？李芷毫没有。您臆想出什么来啦？为了一点地皮的事，您以为就要行凶杀人吗？您以为我连我的生涯都不顾了吗？您疯啦，施崇。”
他一边讲，一边把我推到栏杆上，栏杆下面就是游船码头。他凝视着我，逐渐冷静下来。
“您有烟吗？”
他点了一支烟，走了几步，靠在栏杆上，眼睛望着别处，开口说：“您肯定知道，我儿子自杀了，同那个小丫头，的女儿一道自杀的。是她把我儿子拉走的，她是什么东西，一个疯子，也许吸了毒，一个病鬼，而且有传染病。”
我细心观察他。他的脸死板板的，只有嘴唇在嚅动，下巴颏猛一阵猛一阵地抖动。
“我儿子。”他转身向我，眼里忽然露出天真的神情，“您在我们家里见过他吗？”
我点了点头。我们沉默了好大工夫。马萝就在我们面前。我又看见他在梧桐树下，同郑霜一起游行，走在造船厂工人队伍的末尾。我想象他在工人互助会、在，蔡涛的办公室里的情景。
“我也曾想一枪让自己脑袋开花。”
他说得很缓慢，我相信他的话。
“但是，施崇，象您这样的人，您的那些小伙计们，就会又是评论，又是猜想，我好象已经读到这类语句了，什么之死，就是供认啊等等。哼，你们就会啐唾沫，干吧。”他的嗓音提高了，“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往人脸上抹黑。”然后又说，“嘿！法官同我们在一起，新闻自由……”
他又面对着我。
“告诉您，施崇，在崇明岛这桩事情里，我没有任何可责备自己的，一点没有。在这里，我坦率地告诉您这点，我拿我女儿的脑袋向您发誓，她是我唯一的孩子了。现在，随您怎么办吧。就看您的行为，是个男子汉，还是个鸡奸者。然而。”他摇了摇头，“我不会任人宰割，我懂得自卫，没理也能说出理来，何况，我这回有道理……”
他向我挥了挥手，告辞而去，接着又转回来。
“不过，施崇。您别把我妻子扯进去，儿子死了，已经够她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