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拍了拍我的膝盖。
“关于这一点，我对您照实说，向您，或者向另外一个记者，都是这话。在今天，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您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
我们到了停尸房，停尸房建在铺满石子的空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医院的粉色楼房，可以眺望上海码头、东岭和海角的岩岸。大海好象一片光秃秃的平原。我迟疑半晌没下车。停尸房是一个低矮的圆形建筑物，正面是灰色水泥结构，唯一的出口就是一扇双扉门。
“我不能强迫您。”乔枫已经下了车，哈着腰对我说，“这个差事对任何人都不是一种乐趣。那么……”
我跟乔枫走进去，我想看看文静。直到现在，我眼前还浮现出他那张灰白、浮肿的脸。我还记得，他们猛然将罩单拉掉，露出他的肩膀、胸部、腹部。额头上缠着绷带，无疑是要掩盖伤痕。绷带遮住眉眼，勒住耳朵，使死者的脸变形了。我开始战抖起来。雷震扶住我，一直把我带到门口。外面阳光灿烂，光线在石子上跳跃。我双手扶在汽车上，双目紧闭，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去旅馆这段路上，乔枫没有对我讲话。但是，他同我一起下车走到旅馆门口时，拉住我的袖子说：
“施崇，别干傻事啦。您看见文静了吗？这不是闹着玩的。”
他一直拉着我的衣袖，眼睛看着地下。
“请相信我，我不惜任何代价要逮住他们。”
“您即便有这个愿望。”我回答说，“也会一事无成。我是要讲话的，以后瞧吧。”
他放开我的衣袖，我们互相对视了一阵。
“想想停尸房吧，施崇。”
说罢，他转身走掉。
对，我是在露台旅馆的房间里给罗莉打电话的，因为我刚刚目睹了文静的死状。我需要核实核实罗莉是否还活着。我想消除我俩双双丧命的印象，或者干脆说，想同一个女人讲话，因为，一个人在悲痛欲绝的时候，女人就是慰藉。但是，罗莉的声调是那样沉稳；我一听心就凉了，再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打动她。
“我刚从上海回来。”她兴奋地说，“我在那里租了一套房间，为期三个月。”
她说话中间，有时喘口气，我认为她是故意向我装出快活的样子，实际上她没有我，就象缺少空气一样。我又有了信心。我向她谈到文静，谈到我如何气愤，说我打算掀起一个运动，反对上海的匪帮，反对、乾坤，我决定冒冒风险。
“你明白。”我强调说，“我的生涯，我已经不在乎了。到一定时刻，就应当抉择，要么搏斗，要么堕落。我做出了选择，罗莉，我做出了选择。”
要是以往，就在几个月之前，她会赞同我，给我打气的。她不是说我总是退让，说我慑服予权势、名望、金钱吗？
“你还记得吧。”我又说，“我们到上海参加电影节的时候，你责备我说，我让给迷住了。以后你可以判断，我就要给你个意外瞧瞧。”
她打断了我的话。
“这是你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为了给我个意外，就卷入这种麻烦事情，因为……”
又是她感到不舒畅时的那种声调，她的声调死气沉沉，没有怨恨（怨恨中尚有生活）。可她的声调，反映出她是在打小算盘，是有了一定之规。罗莉，她究竟是谁呢？是我曾经爱过的、又被我杀掉的那个年轻女人吗？我原想她非常多情，觉得她刚强、自豪而慷慨。再不然，她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女人，如同我在电影剧本里塑造的人物一样。我多么容易陷入幻想，给我的人物穿上梦幻的彩衣，用词句把他们装饰得花枝招展。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罗莉是个强词夺理的、有预见的人，她算把我看透了。她向我谈罩单、房子，就是觉得这样能够拴住我，而归根到底，她是准备把罩单和房子留给她自己。
罗莉，她是谁呢？
现在我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消亡了，我们这一对，象郭文静一样死掉了。
“我不是对你说过嘛。”她继续说，“我决定离婚。你是知道的。你这次离开，是你自愿的。我可是提醒过你，我也等过，但是，你……”
她滔滔不绝地摆她的理由，那种冷静态度，如同国际棋手对弈一样。她熟悉规则。她是强手。我的王后这颗棋子被吃掉了。她从左到右控制了棋盘，可以横行无阻。
“当然啦，我希望我们别打仗。你自然明白，这套房间我要留着，我同你一起浪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再说你也应该……”
“可是，罗莉。”
我说话结结巴巴。死亡攫住我，就象那些融化的冰块，渐渐覆盖整个河流、整个生活。
“让我把话说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打电话找我选择的那个律师，他叫田大凯，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他目前正在上海，那里有他的一个事务所。我选择他，就是不想把这些事情搞得太僵，我们仍然做朋友。这就要看你的了。”
她显得通情达理，一李芷不苟。在我的想象中，她是坐在放电话的木柜旁。她一定是仔细地掐灭一支烟，左手从烟盒里又拿出来一支。她对我说：
“对不起，我点支烟。”
我很惊讶，回答说：
“你烟抽得太凶了。”
“你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