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您所谓的一桩自杀案，您倒滋生了许多事。”我说。
“施崇先生。”乔枫带着讽刺的神情将那张传单塞进兜里，“任何假设我们都不忽视，哪怕是最荒唐的假设。您应当懂得，并且应当原谅我们。”他抓住我的胳臂说，“您跟我走一趟吧？”
我用力挣脱开。我再也不会回答他们的问题了。张荣·被杀害的时候，我猝不及防，让乔枫带走，。现在，我小心提防着，态度对立而坚决。
“昨天晚上，您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乔枫平静地说。
他返身回书房。我回头看去，书籍、文件夹乱七八糟地摊在沙发上，桌子和椅子上。检查员将书橱和壁橱都掏空了。他们把剪报、摘录送给乔枫。这是对一个人生活的一次洗劫。
“我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文静的身分。”乔枫又说，“我希望这事由您来做。”他又拉住我的胳膊，“谈个细节，会令您吃惊的。咱们在路上聊聊吧，这样就免得您见初审法官，也免得搞笔录，相信我的话没有错。”
这套房间散发出死亡的气息。先是张荣，她的画像还挂在那儿，现在是文静。
“我要离开文静的公寓。”我说，“到旅馆去住。”
我把衣服整理了一下，便塞进箱子里。箱盖怎么也关不上，一件上衣的纽扣夹在铰链里。几个月之前，我离开罗莉时也正是提的这只箱子。那时候，我也是着急慌忙，也是把衣服穿反，外套钩在衣架上扯不下来。文静死了，而我想的却是罗莉死了。
我记不清楚了，也许是当着乔枫的面给罗莉打的电话，再不就是傍晚从露台旅馆打的。在电影节期间，我和罗莉在上海那段时间，就是一起住在这家旅馆里的。这次，我离开了文静的寓所，又到这里下榻。
这个房间同我与罗莉住的那间一样，朝着黄埔大街和当地俱乐部。搬去的那天，俱乐部周围海涛汹涌，卷起一道道浪花。我还认得床上的罩单。罗莉曾拉起罩单，欣赏刺绣的手艺，上面红白两色纱线交织在一起，构成硕大的花朵图案。“要布置房子的话。”她说，“我想买……”我坐到床上的时候，又想起了她这句话。我只要一弯腰，就仿佛能碰到罗莉的身体。
我听到了吗？我真地听到了罗莉那句话：“要布置房子的话……”在那个时期，在上海电影节期间，这意味着她许下的诺言，甚至是她提出的保证，即我们共同建造的一所房子是可能会维持下来的。
罗莉把我们的单元房称为“房子”。这种说法带有孩子气，这也是通常的说法。她不顾我的反对，不顾我的干预，不顾我的迟疑，执意坚持经营我们的“房子”，这种感人的劲头，我却没有觉察出来。我还埋怨她漠不关心、自私自利，可就不会发现她眷恋我，眷恋我们的表示，尽管她那些表示也许挺笨拙。我也不会发现她这个想法：“这床罩单，我觉得在我们的卧室……”我未予理睬，不用说，我很希望她用胳膊搂住我的腰。可是，我却经常把她推开。罗莉，我摧毁了她的激情。
一个场面重现在我的眼前，渐渐挤走我对罗莉的回忆。那条四肢黄褐色的黑狼狗，一日将王能达的小猫小虎咬死。
我干的是什么事呢？不就象那条狗，把建造起来的东西毁掉？是什么本能、什么病态叫我去干的呢？罗莉是个顽强的女子，她一声不响地、耐心地、一点一点建造起来的“房子”，我却狠命地给了一脚。我就在我们的“房子”里打开箱子，把我的衣服扔进去，使尽全身力气，用膝盖顶住箱盖，就这样，我外衣的一个纽扣夹在铰链里。
现在，我把箱子放在这家旅馆的床上，而罗莉却不再睡在这里了。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是从停尸房出来到旅馆去的。
我最后还是同意跟乔枫走一趟。
“文静身上如果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您也许会看到。既然您认为不是自杀……”
他帮我来压箱盖。
“应当通情达理嘛，亲爱的施崇。您应该给予合作才是。”
我把他推开，自己来压箱盖。
“您敢说是要了解在上海真正发生的事情吗？”我愤怒地说，“他们为什么杀掉文静？为什么杀掉张荣（就是同文静在一起的那个妓女）？如果有在幕后，您以为他们会准许您动手吗？还有乾坤，您觉得有本事让他就范吗？
我由予气愤，力气猛增，一下子把箱盖关上了。
“您离开这套房间是对的。”乔枫只说了这么一句。
在汽车里，他又说开了。我们的车子朝城东行驶，花园逐渐疏落消失，前面出现了没有树木的街区：作坊街、车站街，煤气厂、医院、火葬场、廉价住宅楼。
“您要改编成电影的李将来那个中篇小说，我读过。”乔枫说。
我瞧瞧他，感到吃惊。
“长江的南部，就是这个样吧？警察居然看起书来，您感到惊讶吗？我是想更好地了解您。”
他的脖颈靠在车座上，慢吞吞地说起来。
“您同李长江一样，简单化。”乔枫又说，“南部、北部！这种对垒，今天看来有点可笑。您还以为警察局的职能就是掩饰真相吗？”
他的头没有动，用手拍拍我的膝盖。
“不对头啊，施崇。有一天在国际宫那里，我已经对您说过，凭直觉不成，要给我拿出证据来。不管是淮，不管有多高的地位，照样会给他戴上手铐。”他挺起身，看着我，“任何政府，象我们这样的民主政府，寻求匪帮的支持是捞不到好处的。是为了自找麻烦吗？要现实些，施崇。”
“再说，究竟是不是匪帮，还有待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