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字包含那么多怨愤和恼怒，我听了后重新感到自己有罪。因此，我对她选择的律师没有提出异议，便记下了田大凯的电话号码。
“打电话找他吧。”罗莉坚持说，“你如果要同打官司，他也能给你出主意。他非常熟悉上海，非常熟悉电影界。我还要出门，朱。咱们这件事要解决得痛快、平静，好吧？大家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吻你，朱。”
我在房间里呆了好几个钟点。我已经再次向罗莉呼救。可是，她不屑—顾，连手都没伸一下就过去了。她心里只有她的主意、她的信念，这当然是她的如意算盘。我对她无情，她因此就这样报复我，难道她听不到我的呼救吗？或者，我不过是一个必须杀掉的人质吧？既然是在交战，既然已经决定报复，就需要一件战利品。而罗莉，她有清醒的认识，带着不可动摇的决心，进行这场女人的战役。她是女人，对吧？因此，她觉得受到了侵犯和侮辱，同时她也在暗算我，这不过是一种正当的报复。
我又沉浸在私生活的回忆中，忘却了郭文静，更确切地说，我抹掉他被害的情况，而以我自己代替他。毫无疑问，他丧在一些训练有素的敌人手里。他们指挥一场无情的搏斗，将他杀死，并不是因为同他有仇隙，而是因为他必须死掉。罗莉以同样的冷静态度决定把我打倒，把我清除掉。她说不要耍小孩子脾气，指的就是这个。我们相遇之前，在她的经历中，她一定为她的（女人的）命运付出过高昂的代价，所以才这样冷酷，这样胸有成竹，决意进行一次报复。我又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生活。她在我身旁每迈一步，我都觉察出她增加了一份小心，这是她过去失败屈辱的教训，她要防备一手：结婚、契约。她李芷毫不碰运气，而是随机应变，决心不再输掉，她也许是诚恳的。我不象被锁着的狗熊（这样比喻还是抬举我），而是象莫里哀剧中的笨蛋或丑角。
我自嗟自叹，也怜惜文静。我非常希望他的死亡能够传染开。让死神把我攫去，让死神也把罗莉攫去，因为，她既然不爱我了，我在生活中就无法伤着她。她既然对我冷漠，也就无懈可击了。我的力量，仅仅在于她爱我。我失去了她的爱，也就是死期来临，必须让她和我同归于尽。
我说着胡话，精神极度兴奋。旅馆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小电冰箱，我把里面的东西全掏出来，不管是辣的还是甜的烈酒我都对着瓶口咕嘟咕嘟地喝起来。我一边喝，嘴里一边不停地唠叨，他们杀掉了文静，我要杀掉罗莉，我也不活了。
接着，我好象被吊着头发，悬在狭窄黝黑的深洞里，头盖骨象针扎一样疼痛难忍。突然，背上一阵冰冷，凉气顺着我的腿滑下去。
我醒来的时候，身子在澡盆里。我呕吐了。冷水龙头开着，我浑身发抖。
我已经给田庞挂过电话了吗？我在电话里叫他，可又说不清道不明，也许是他不想听明白，他也是同党。他让我到上海来住下，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竭力向他解释，我吼叫着把电话挂断，接着又重新叫他。最后，我肯定是把他说服了，要不他怎么叫我回巴黎。“我求求你，朱。”田庞坚持说，“你应当回来。”
我在上海怕什么？我要维护的只是我对自己的看法。为此，我应该在这座城里呆到底。
因为，我已经预感到将要有一个结局。这样一天肯定已经临近，比赛的球将停止转动。有几分运气，还是有几分死亡，也许两者全有，既有运气，又有死亡。
我要开始搏斗了。我洗了一个热水澡，又冲了一遍冷水浴。
首先，我到《北方周刊》社去，打算见见。罗俊，但是，他有礼貌地避开这个问题。
“我对文静之死的看法吗？”他说，“您看过报纸吧？我认为警察局的设想可取，先谋杀，后自杀。您和我一样了解，甚至比我更清楚，人心隔肚皮，一个人想什么别人总是不得而知。请原谅，文静这个人确实很怪，他打算娶一个娼妓，您觉得这正常吗？”
“我如果向您提供材料呢？”
“听我说，去找找候文强，怎么不去找他呢？”
我给巴黎的《团结》周刊挂了电话。那里有我几个朋友。我说什么也要他们派一个记者到上海来。我说这里发生了一桩政治丑闻。他们持怀疑而谨慎的态度，害怕吃官司。“如果别家报刊登出这件事。”他们说，“我们就跟着来。况且，要叫我们打头阵，也不会引起任何反响，别人还会以为是一个派别的阴谋，你明白吗，朱？”
我又给田庞挂电话。他已经见到了谢宏水·拉斯努瓦，在《当代》杂志社……
“好吧，好吧。”我说。
球滚动了。我必须等待。
几天过去了，这期间，我进行了复查。
我首先了解到，在虹口山庄一楼的一套房间里遇害的三个人，其中一个不是别人，正是吴迪太太。张荣曾向文静提过她。我写过一张字条，藏起来没有给乔枫看，字条上有几行字，中间划了一道横杠：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二十一点十分
电话：张荣要见文静
一九七八年春
有关崇明岛地皮与兴建山坡旅游中心事，张荣曾告文静，吴迪太太与其侄儿起关键作用。
这样一来，事情就清楚了。我心里有了底。吴迪太太一定是他们的计划的绊脚石，他们便派人把她杀害了。他们发现张荣知情，又把她打死。他们害怕张荣向文静和李芷透露，就把这两个也干掉。他们毫不手软。在上海，不管是谁，凡是同这些人接近的人，都害怕成为他们的刀下鬼。在王能达的脸上，我看到了恐惧的表情，跟我从前在他妻子眼睛里看到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