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瞧了瞧表。
田庞的话一句扣一句地说出来了。他边讲边听自己说的话，觉得有些设想是打施崇那儿来的。施崇每打一次电话都提出他的担心。现在张荣被害，李芷和文静又双双被害。
田庞一再说：“文静不是肯寻短见的人。我从小就认识他……”
他停了好一阵子，仔细端详着谢宏水，最后说：“大战期间。”他顿了顿，拿不定主意是不是把这事说出来，“我躲在他们家，他家两位老人是在一九四二年底在杭州被捕的。乾坤的老头子在那时候正当着保安队队长。”
田庞提出这一点来，意思是要隐隐约约唤起对往事的追忆。敌占时期，国家分裂成两个阵营，过来人总有点共过患难之感吧。谢宏水在参加一次电影招待会后，到香榭丽舍大街附近一家酒吧间会见记者和批评家。他对田庞说，他在解放巴黎那一天，曾端着冲锋枪占领几家通敌的报馆。并且从此投身于新闻事业。
“保安队呀。”田庞又说了一遍。
“老话了。”谢宏水低声说。
人生如白驹过隙，扬鞭跃马的青春年代一去不返，其余的岁月便在脑际渐见朦胧。不管谢宏水自己怎样认为，一九四四年八月，巴黎的巷战声从报馆大开的窗口传进来的那些日子，对他来说就象怀有信念的时期那样紧张，那样切近，可是年复一年，直到他在《当代》杂志社社长办公室里就位的时候，那个充满信念的时期就冰消瓦解了。那间办公室铺着白地毯，四壁绷着浅灰围布，屋角摆着黑皮长沙发，茶几上有三架电话机。他坐在里面，左手拿着雪茄烟盒，透过玻璃长窗眺望对面的凯旋门高顶。据说，有人活腻了，便从凯旋门顶上往下跳。
他送田庞走的时候对他说：“让我考虑考虑，可是什么也没说定呀。”
话虽如此，他毕竟派了杜辉去上海。杜辉年纪还轻，才三十二岁，政治学院文科学士，父亲是工业家，他正是靠父亲的情面，才进了新闻界。他善于听别人讲话，笔头很快，报道新闻没什么偏见，能掌握分寸的深浅。
谢宏水会见田庞以后第二天，便召见杜辉，和他坐在长沙发上，中间搁着雪茄烟盒。他俩不慌不忙地各自选一支雪茄烟，用手指捻捻，然后擦一根火柴，给对方点烟，再把自己的烟点燃。这些静悄悄的小动作，仿佛在两人中间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气氛。杜辉有点受宠若惊，谢宏水也很满意。他最爱借点亲呢的色彩来行使他的威权。
他说：“杜辉，我请您去调查一件老大难的案子。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搞得满城风雨。您如履薄冰，仿佛在鸡蛋上行走，所以，要留神，不能起风波。而且，就算您调查出了结果，您的报道也不一定发表。同意吗？”
杜辉到杭州去了一星期，回来坐在办公桌上给编辑部的女秘书陆婷讲他采访的事情。陆婷年纪还轻，瘦瘦的，金黄头发打了个髻，脸上带着笑容。杜辉说他掉进了一个大粪坑，只消牵动一根发李芷，马上会溅得浑身是臭。他碰见了朱施崇，是编电影剧本的，原来在这家报馆主编电影栏。
陆婷说：“我跟他很熟，人挺不错。”
杜辉说：“他简直好象发了疯，自以为已经洞悉真相，决心大搞一通。”
杜辉两手抱住膝盖，摇摆着身子，眼睛盯住陆婷，嘴里说：“除非那些人先对他下手。”
“你想写些什么呢？”
杜辉扮了个鬼脸，说：
“我先去跟谢宏水聊一聊。每一个字都能被看作是造谣中伤。”
陆婷说：“再也别想通得过。”
杜辉耸耸肩膀说；
“那有啥办法？报馆要吃官司，而且官司一定打输。”
陆婷说：“那么，水门事件呢？”
杜辉说：“这儿是法国，亲爱的，不是华盛顿。”
谢宏水接见了他。
两人又并排坐下。这一天的天色碧蓝碧蓝，八成是起了北风。凯旋门的顶楣让晴空衬得格外突出。谢宏水穿一件米色的细羊毛衫，衫袖稍微卷起一点，露出右腕上长方形手表，金链子上刻着他姓名的缩写字。杜辉瞧见他骨节细致，两手纤长，倒象娇娘的玉腕，也象人们心目中所谓钢琴家的巧手。这一次没来那一套敬雪茄烟的过场。
谢宏水郑重其事地问：“调查得怎么样了？”
这一次，谢宏水要显示他的权力，让人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关于杭州的报道，用与不用，全由他斟酌独断。这时候，其他的报纸都还没发表什么，谢宏水却接到了电话。打电话给他的人，原先在《当代》当过总编辑，大家知道他跟政府新闻机关交往甚密。他说：
“谢宏水，你近况如何？”
他俩在电话里聊聊一些社会情况、几位友好的近况、经济局势、《当代》将独家访问某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