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瑶月高兴得不知怎么好了，一个劲儿地往火塘里添柴。在这个荒僻的深山里，唯一可以用来招待儿子的就是丁柴。不用钱买，也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来，林场工人们留下来的丁柴足够烧上半年。火，虽然不是稀罕的东西，而在周周高下放的湖区军垦农场，只能用来做饭，用来取暖是做不到的。”你们那儿很冷吧？”母亲问了一次又一次，把火烧得越来越旺，好象决心要把火的热量在儿子身上尽可能多储存一些，让他带回湖区去用一年。
周芳龄直到现在还在埋怨大哥窝囊，怎么会让红山军当作特务抓去了？有一余嘴巴不会说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说不清楚么？亏得还是个大学生，真丢丑。一谈起这个，周周高就沉默，自惭，近乎哀求地对妹妹说：“你别说了！”
“别说了！别说了！”周芳龄可是饶不了人，学着大哥的腔调，刺激他，反反复复地埋怨他。
杨瑶月希望现在不提起那些不愉快的事，她把大儿子带来的腊肉、粉条和湖区特产的银鱼煮成一锅杂烩，以便母子三人欢欢喜喜地吃一餐。周周高尽管手头已十分困窘，仍旧省出钱来买了一瓶廉价的葡萄酒。往年过春周，家里总是离不开酒的，不管喜不喜欢，人人都得喝酒。爸爸说，酒能助兴，没有酒不象是过年。
杂烩锅吊在火上，煮得翻滚。母子三人围着火堆，共着一个大碗喝酒，吃得全身发热，比任何一次团年饭都要有味得多。衣服脱了一层又一层，好象已从冬天吃到了春天。他们都是不会喝酒的，脸红了，头昏了，话也多起来了。
周芳龄又在埋怨大哥窝囊，说得周周高忍不住，趁着酒兴，倾吐了内心的痛苦：
“窝囊，窝囊！我知道！你别说了！”他猛喝了一大口葡萄酒，“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大学生，到乡下去看望自己的母亲，遇上几个民兵，居然说不清来龙去脉，被当作特务嫌疑抓起来。这件事……这件事……我会记一辈子。”
母亲和妹妹都很吃惊，望着他，听他说。
“人跟人，站在一个足球场上，才能比出高矮来。站在坑洼不平的乱石岗上，你能知道谁高谁矮吗？脑袋突出的不见得是高；委身在别人腋下的不见得是矮。我，既不傻，又不哑，可就是说不清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从来不千坏事，可就是象个行为卑鄙的人。小妹，你是才从小孩子长大的，可我，已经在大人堆里混了好几年呢！你，无论如何还有一点依靠，可我，不但不能依靠别人，还要为全家人担起责任！爸爸是那个情况，兄弟姐妹都没有工作，我是大哥，我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啊！三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公子，今天已经是这个破落家庭唯一的指望啦！我打一声喷嚏，全家都要感冒，我不能病，不能垮，不能有半步差错呀！生活逼得我一夜之间成了另一个人，你连想都想不到哩！难道真是连一句话都讲不清楚？不，我能讲得比谁都清楚，但是，我嘴里讲的不是心里想的，所以笨嘴拙舌。在那个军垦农场，我的不会讲话已经出名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他端起酒碗，又喝了一大口，痛苦地咽下去，“知道么？只要是在两个人以上的地方，就会分出高低贵贱来。德行不好的不是低；愚昧无知的不是低。什么是低呢？有个地富反坏右的父亲，就比什么都低。自从我们的爸爸出事儿以后，我知道，从此我要夹着尾巴做人了。走路把头抬得太高，人家会说你后脑勺上有一块反骨；说话声音太大，人家会说你作乱气焰嚣余；做事显得太能干了，人家会以为你异想天开当先进；与人发生争吵，他一定会用r阶级烙印，的帽子盖住你。我以前虽然没有经历过，可是见得多呀！我恨过我们的爸爸，我埋怨过自己的命运。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哭了，眼泪落进柴灰里，“指导员、排长、班长，跟我谈话总是离不开一条，与作乱家庭划清界限。今天听人说，明天听人说，连我自己都相信我们的爸爸真正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了。”
杨瑶月也哭了。让那火苗一点点变小，忘了添柴。
“怎么办？要不要划清界限？”周周高捧着头说，“难道指导员、排长、班长说得不对么？他们全是对的。他们见我老实，是关心我的前途才这样说呀！一个跟作乱家庭划不清界限的人，时刻都有掉进深渊的危险。眼看就要搞毕业分配了，我要不要有一个好一些的出路？满不在乎，只会使自己吃亏。我个人吃亏事小，可我不是一个人哪J要是连我也把那份实习期工资丢了，这一家人吃什么？为了能够使大家还能活下去，我只好与家庭划清界限，这是没有办法的呀！”
周芳龄一把搂住母亲的肩膀，用自己的小手绢给她揩眼泪，这个行动等于是说：“妈妈，我永远不离开您。”
“又要划清界限，又要不赖掉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周周高嗓音渐渐嘶哑，越来越显得中气不足，“这不是矛盾的吗？不！这是合理的。划清界限，是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责任是在经济上。我不负担谁来负担？我只好说，为了使那反派老头子能够安心改造思想；为了不使我那个作乱家庭加重社会的负担，我照样给家里寄钱。但是，我告诉他们，对这个可恶的家庭，我是完全没有感情的，一辈子不见面也不觉得遗憾。妹妹，你相信我这是真话吗？不是真话，也不可能是真话呀！我学会了撒谎，我败坏了我们的传统家风！我不但非常想念妈妈和你们，更想念死活不知的爸爸呀！”
周芳龄也哭了。
“小妹，”大哥继续说，“你能料到吗？我到这儿来之前，曾经去看过爸爸。”
母女俩一齐停止了哭，擦干眼泪，仔细地听着。
“我去看了爸爸。当了一回特务，跟反派接头。为了弄清爸爸在那儿的情况，我找林科所下放在干校劳动的人闲聊，故意装着不关心爸爸的样子，实际上把耳朵竖得高高的。我听说爸爸每天要荡着一条木划子到镇上的碾米厂运糠给猪吃，就设法在那里与他见面。我化了装，头上戴一顶破斗笠，手上拿一条竹扁担，在碾米厂和码头之间徘徊。爸爸的划子果然靠岸了，但来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监管干部。我瞅着机会，趁那监管干部走到爸爸前面去了，我迅速跟爸爸打了一个照面，扭头走进了一间厕所。爸爸向监管干部请了假，跟进厕所来，我们谈了十分钟话。爸爸告诉我，他当年在这个试验林场培植了一些药材，现在可以收获了，叫你们住在山里，吃在山里，千方百计熬过这个困难时期。他要我们有信心，一定要活下去，他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澄清，一家人总会团圆的。”
“他还说了些什么？”母亲急问。
“没有时间多说，比打长途电话还简单。”
“你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去看他呢？”周芳龄问，“难道他们不让吗？”
“不是他们不让，是我自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去看了爸爸，只得象特务一样偷偷摸摸。我并不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哪！我也想大大方方去看他呀！可是，我已经说了与爸爸划清界限，就象出家当了和尚的人，怎么能再回家去重享天伦之乐？要是让人家知道了，我不是在欺骗群众欺骗领导n？再过半年就要搞毕业分配，我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决定今后的一生啊！这回来看你们，我原想问题是不大的，妈妈不是地富反坏右。所以我并没有细想到了这个地方怎么办。猛然遇上拿枪的人把我堵住，盘问我，我心虚胆怯，好象那些偷偷摸摸的事已经被人发现了。我又不知道你们下放在这儿是一种什么处境，人家是不是把你们当反派的家属看待呢？我不愿意说自己是来看妈妈的，临时撒谎又怕说不象，所以支支吾吾，让人家产生了怀疑。小妹你说得对，我真是窝囊，窝囊透了！我哪象是做儿子的，哪象是做大哥的，哪象是大学毕业的人哪！可我认了，只能这样，也许将来有一天还会承受更大的耻辱呢，也只好受着。”
“你别说了！”周芳龄听得烦躁，把耳朵捂起来。
“好，不说了，真的，说这些干哈呀！”他端起酒碗，把最后的一日酒喝下去，“不说了……不说了……只跟自己的亲人说一回，再也不说了！”他眼神痴呆，那样迟钝，叫人不相信他是个青年人，不满二十七岁！大概是喝多了酒，热劲儿过去，身上发冷了，他挪挪凳子，两腿夹住火堆，上牙和下牙相叩，有气无力地说：“小妹，你可以任性，你可以放肆，你还没有走上社会呢！你是个小孩子，不需要为家庭分忧，只知道在母亲面前撒娇，你……你能有什么忧愁！”
“不！”杨瑶月打断儿子的话，从衣兜里拿出那封假信来，递给他看，“这是小龄伪造的信，拿来安慰我，她也开始懂事了！”
周周高看完信，抬头又看妹妹。惊讶，难过，化作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