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安史之乱，大唐王朝国力衰竭，国库空虚，生产破坏，人口锐减，整个国家处于急速的经济崩溃之中。安禄山的鼙鼓一动，宣告了“开元盛世”的结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安史之乱前，“开元盛世”的繁华就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预示着祸乱行将到来。《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中记述：“（天宝年间）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谷斗才三钱。绢一疋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寸兵。天下岁人之物，租钱三百余婚。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绸绢七百四十万匹，棉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可是，富庶的同时，“天子骄於快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人，于是钱谷之臣，始事胺（音娟，剥削之意）刻”。同时，由于分配不均，兼并盛行，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坏，赋役有增无减，逃户越发盛行。
宇文融不惜余力地推行括户检户，政绩显著，对稳定唐王朝财政收入有着巨大的意义。但是，所暴露出的问题是逃户状况依然严重，据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统计，唐王朝实有九百六十一万九千百五十四户，不课户竟占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零四户，约占百分之四十多；总人口为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人，不课赋人口达到四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人，竟占百分之八十五。其中虽有不少是括户赦令中所规定的免征赋役的户数，但大量逃避赋役却是无庸争辩的事实。
安史之乱，中原惨遭战祸洗劫，人口急剧减少。据《旧唐书》卷十一中记载，在刘晏担负浩运江、淮转运使的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户部汁账管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口一千六百九十二万三百八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