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没有解决的棘手问题。税赋重，劳役多，民则逃亡，既存政治隐患，又影响财税收入，武则天晚年以来，政治黑暗，经济调敝。官府坚吏的敲诈勒索，使农民负担沉重。加上豪强劣绅和皇亲贵族“籍外占田”，大量兼并农民土地。农民积欠破产，不得不离乡逃亡，趋势有增无减，唐朝赖以生存的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坏，大大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唐玄宗为了扭转财政危机，改变国弱民穷的面貌，与豪强巨族作斗争，采纳鉴察御史字文融的建议，下达“作一招携、捉搦法闻奏”诏令。（1）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初，进行全国性的第一次检田括户。“招携”即招抚招诱，而“捉搦”则是捉拿追捕，可见玄宗采取宽严相济的方针进行检田括户。
具体做法是：各州逃亡之户，限在百日之内自首。凡自首逃户可以就地入籍编户，也可自愿返归故籍，到后免除当年赋租课役。如果过期不酋，作违法论处、强制性地递押边疆远僻地区，附为百姓；官府或私人敢包庇者一概抵罪。
但是这种逾期进行的“捉搦”递押效果欠佳，理所当然遭到逃户流民的抵制与反抗，又触发了新的逃户甚至对抗。所谓宽抚政策免除当年赋役，也是打了折扣的，就地附籍是“春附则课役并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没俱免”。（2）小帐算得如此津细，还有多少吸引力呢！安民利国的初衷，反而变成了扰民生乱的现实。于是，唐玄宗吸取教训，进行了第二次主在宽抚逃户的政策，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颁布《置劝农使诏》，将括户和括最剩田结合并举，“所在闲田，劝其开垦”，检查出来的被兼并上地全部没收，按照均田制分配给无地客户使用。对于帐外户口，一律登记注册，手续化繁为简，就地入籍；赋税由重变轻，免去六年的租庸调杂谣，新附客户仅交很轻的户丁税。
逃户的实质问题是土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