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一份《北方周刊》，在头版右下方看到，
一起悲惨的车祸
一起令人沉痛的惨祸刚刚打击了我城的两个家庭……
我开着汽车，沿着康塔里公路缓缓地向东海角驶去。我经过住的楼前时，放慢了速度，很想去瞧瞧她。她的痛苦，李芷和的痛苦，可以想象得出来。郑霜这一死，肯定会把他们一下子拖入深渊，使他们丧失理智。
我在信号台上面的弯路口停车。张荣。被杀害之后，我从国际官返回时，就顺着这条小路下去到小海湾的。现在，我又沿着这条路走。天空没有云彩，大海平静，或者更确切地说，大海受一种运动的推涌，有规律地起伏着，水面虽然平滑，但是海水跌落的时候，便暴露出大片发绿的岩石。海面上的这种长浪，既没有波纹，也不起泡沫，可是，同我平常在上海见到的汹涌的短浪相比，长浪更令人惊悸。我有一种切实的感觉，大海起伏，始终默默无声，它可能扩展漫溢，将我站的地方淹没。我仿佛感到，海角随着长浪的节奏开始摇动。我闭上眼睛，又重新睁开，想尽量形成习惯，往远处眺望，朝圣一阿克赛斯岛方向眺望，以便抛开水准标，忘记海水的运动。我这样呆了半晌，心里有一种孤独的感觉。眼前是大海，阳光又强烈，这就会使人产生这种孤独感觉。
我回到汽车里，又瞧见我的那几封没有启开信封、丢在车座上的信件。其中有印刷品、银行帐单、一家德国杂志约稿的信、一份参加青年电影节的请柬，最后，就是那个黄信封，左上方用红体字印着“国际官”三个字，四颗蓝星，一个太阳，“上海”四个字是用黑体字印的。我不慌不忙地摆弄着这个黄信封。预感到只有这封信可熊会打中我。正因为如此，我犹豫不定，没有拆开。我对着阳光照照信里装的是什么，只有一张纸，是手书的，看得出来字体很大，而信封上的笔体却很秀气、工整，仿佛故意改变了执笔的自然姿势。
拆开。
我还记得，当时我望望上海海湾、大海和海岛，然后才低下眼睛看我打开的那张白纸。三句话，由很宽的行距隔开。
1，乾坤的司机，克拉姆。
2，李芷和王能达知道，他杀害了吴迪太太和其他人。
3，上海，烂透了。
我一刻也没有犹豫。这封信是郑霜写的。最后一句话就等于署名。当我再看一遍的时候，耳朵仿佛响起郑霜在公园里说话的声音：“烂透了，全烂透了。”
我设想郑霜可能把摩托靠在一棵梧桐树上，一直跑到邮筒前，再不然，她靠人行道边把摩托停下来，身体歪过去，将这封信丢在邮筒里。马萝则盯着她看。
“你干什么呢？\'他问道。
她耸了耸肩膀，她这种不耐烦的动作我是熟悉的。同时，她在脚踏板上还未立直，便猛地将车一发动，冲出去，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又回头看看马萝有没有跟上来。
我把信放在方向盘上。我还记得，当时我没有一句一句地读信，而是定睛瞧着，眼前出现了一些场面。我看到：乾坤的司机拨开月桂树枝，钻进吴迪太太的住宅；也许，李芷王能达在找她的猫，叫喊着“小虎，小虎”，因此发现了他。接着，我好象始终了解似的，毫不惊奇地想：“马萝和郑霜自杀了。我们到了尾声。”我确信，我的一部分生命也临近尾声了。
我写的这些，如果显得浮夸，可不是因为我喜欢夸张的文学手法，或者想要追求效果。我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不能这样加剧紧张，既惴惴不安，又忿忿不平。
我把郑霜的信放在膝盖上，当我开车重新上路的时候，觉得眼睛有点发花。大概是引擎的铁盖，或者是山坡上哪座大楼的玻璃反光耀眼的缘故吧。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只见那只狼狗从树丛蹿到路上，同几个星期之前的情景一样。但是，它这次没有跑掉，而是把爪子搭在引擎盖上，只有几秒钟的工夫。我现在还说不上来，我是真地看见，还是想象中的事。当我睁开眼睛，它不见了。我倒愿意相信这是一个转瞬间的紧张的梦，而不是我见到的一个真实的场面。
我支持不住了。我蛮有理由地列举我受到的种种刺激来为自己这种状态开脱：罗莉、张荣、文静、李芷，乔枫对我的审讯，我同田庞的决裂，现在，郑霜和马萝又死了。因此，我试图自我安慰：换个人也同样支持不住。这个念头给了我一点信心，但又很快叫我陷入绝望，好象证明我正处于一个阴谋的中心，目的就是要把我毁掉。我必须惩罚自己。我背弃了年轻时候的雄心壮志。我在年轻时，也象郑霜一样喊：“腐败，腐败。”可是，我放弃了反抗，乖乖地滚进污泥浊水之中。我由于怯懦，造成了郑霜的死亡。
从那天以后，我再也睡不着觉了。
我躺在床上，虽然身体躺下了，可是，思想却空前地活跃，念头接踵而来，可是我一个也抓不住。郑霜的面容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忘却了马萝的面孔，记忆本身也是不公正的。我控制不住感情，开始哭起来，一再叨念。王能达说过的两个词。我看了郑霜给我的信后，碰见过王能达，他仅仅说：“可怜的姑娘。”
我怀着既惭愧、又责无旁贷的心情，按了他们的门铃，没等多久，王能达开了门，好象他正在那儿守候我似的。门一开，只见一个缩成一团的人，如果再把话说得夸张一点，我就要说他的身子已扭成螺李芷状：他的右肩耷拉下来，脑袋向前探着，身上穿一件肥大的套头羊毛衫，灰色的高领遮住他的脖子。更显得他蜷缩成一堆。他随手关上门，左手扶着墙，在我身边等电梯。
“风湿痛。”他说，“犯病了。”
他仿佛忘记我按过门铃，也许他没有听见，我的手按铃的时候，他正好开门。
在电梯里，他的下巴向前伸着，好象小孩子强忍着不哭出来似的，他低声说了好几遍：“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姑娘。”
我能问他什么呢？
在公园的小道上，我在他身边走着，问他也不是，离开他也不是。到了我时常坐下来看信的那张椅子面前，他站住不动了。
“您让我们安静点儿吧，先生。”他说，“我的老伴住了医院，我和她，两个人都老了，再也受不了这些打击了。我们只想死了干净，可是，我们的外孙女……”
他又露出那副孩子气的表情，再也掩饰不住悲痛了。我抓住他的肩膀，但是，他有力而缓慢地掰开我的手。
“饶了我们吧，您不觉得这已经够我们受的了吗？我可怜的小外孙女……”
他开始哭起来，用手背擦着鼻子和眼睛。老人就和孩子一样。接着，他走开了，我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