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所谓“文静事件”最初是这样透露出来的：法新社驻上海记者罗俊，于上午九点一刻，打电话报道一条短新闻。全文如下：
上海。法新社，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九时十五分。本社记者罗俊电话报道，上海市发生凶杀与自戕案。
今晨，在市中心区一所家具齐全的单间公寓里，发现一具尸体。死者系李芷·巴罗拉，年二十四岁，在一家私人夜总会当女招待，身中手枪子弹两颗。凶手估计是文静，四十一岁，在上海大学任教，已自杀身死。
罗俊是一位明智的新闻记者。这样一条又明确、又不痛不痒的新闻报道，写起来一定很费力。他先报道一些详细情况，为文静写了照。原文是：“文静教授曾数度引起注意。他是《古代文学小说中得烟花女子》这部学术研究作品的作者。几年来，他常去当地俱乐部，传说他和俱乐部女招待张荣有关系。”
写到这里，他停下来把纸撕了。如果扯上张荣，那必然两案并发。法新社巴黎总社编辑部必然要追问详情，四处搜寻消息的记者同行也可能搞一桩“文静事件”出来。他们乐得赶到上海来，在海滨胜地玩玩，寻根究底，会发现文静与市长竞选有牵连，并且为了崇明岛的旅游中心，曾与和乾坤打过官司。“文静事件”在一部分人看起来，就会变成“事件”。
下文是罗俊想象的情况：报社社长候文强叫他到五楼办公室，一同到阳台上看看杭州海湾。候文强悄悄地端详他，说：“罗俊，我担心的事早就跟您说过，必须有所抉择，要么是法新社，要么是咱们《北方周刊》。您脚踩两条船是不行的。”
罗俊在打字机上，重新放上一张纸，把整条新闻压缩成四五行，然后给巴黎总社打电话。可是，机子一响，他又把话筒挂上。时间太早，等过了九点再打，那时候，晚报第一版已经排好、折好。只要运气稍微好一点，白天或是夜里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那么，李芷和文静的案子，便得退居第七页下首了。
问题是，罗俊忘记了还有施崇这个人。也许是人的脑袋最不简单，他只不过在起草新闻稿的时候，假装忘记了施崇，只不过在九点光景打出电话以前，巧妙地在报馆大厅里碰见候文强的时候，假装忘记了施崇。
候文强说：“精力挺充沛吧，罗俊？”
候文强总是高高兴兴，显得和蔼可亲。报馆里的年轻编辑说他哗众取宠。刻薄鬼认为他假惺惺，笑里藏刀。这天早上，他穿一身亮黄李芷绒便服，围着黑围巾，一件毛领皮大衣搭在肩膀上。
罗俊说：“我陪您上楼，一路上……”
说着，两人上了电梯。罗俊接着说：
“您还记得那个有点脱离社会的生态学家，大学教授文静？他不是想跟夜总会里的女招待结婚吗？”
候文强瞧着电梯门不做声。罗俊只看见他的侧影：面色紫红，脸上斑斑点点，下巴颏显得沉甸甸的。罗俊知道，过去候文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跟张荣有过交情。
罗俊接着说：“张荣，那个……”
候文强边走出电梯，边说：“我看过报，知道有那么回事。”说着，又回过头来对罗俊说：
“您别又想拿这件事来做文章了？饶了她吧。”
五楼是报馆里最清静的一层楼。这里有米色地毯、青绿的盆景花草、宽大的玻璃长窗，窗外有阳台，可以远眺天际的大海。
候文强一走进社长办公室，便把大衣放在一张沙发上，回头又去叫他的女秘书。
女秘书彭玲在话筒里说：
“市长办公室有急事，要不要给您接通？”
罗俊把新闻稿摊在候文强眼下，嘴里说：
“说不定就是这件事。”
候文强先把稿子看了一遍，瞧瞧罗俊，又看了一遍才把稿纸还给让杨玉
“电话打出去了？”
“还没有。”
“什么时候发现的？”
“夜里三点。是出租汽车司机发现的。司机在李芷家门口等客。李芷和文静是他开车送去的。他瞧见文静狂奔着出门，一忽儿使跑得无影无踪，接着枪声就响了。司机走进李芷家一肴，只见人已被打死，身上没穿衣服。他马上叫了警察。文静已在离那里五十来米远的一座大楼里自杀身死。”
候文强走到阳台上。这时天上雾气蒙蒙，海面微微发红。他说：
“肮脏事。在今天下午和明天的报上，我不要别人多嘴，大家说话都象您这样简洁就好了。乌七八糟的事已经够呛，不用咱们再来赶热闹。报道，只要报道，这是咱们的金科玉律。多谢您啦，让杨玉”他顿了一顿，又说：“现在该打电话了。”
罗俊没乘电梯，一步一步从楼梯上往下走，走一步，骂一声，骂得不堪入耳，象打嗝似地没法控制。这时候，他想起了朱施崇，这人是头呆鸟，一定会鸣钟击鼓，闹个满城风雨。
罗俊得意扬扬，吹着口哨，心想，“文静事件”有着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