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被害以后我才明白，应该把上海看作一个棋盘。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下的一着着棋。只有不通棋道，不了解棋手意图的人，才会被弄得眼花缭乱，而我的情况却正是如此。
张荣惨死，雷震对我进行侦讯，这都对我打击很大。一连几天，我都没法把积累起来的材料整理出来。否则，我一定会早一些猜透当前这种情况的意义。观察家需要超脱，而我却没有这份能耐。我是棋盘上的卒子，心里一点也摸不透自己凭什么占了一个关键性的地位。反正我在给人找麻烦，妨碍别人做一笔大交易。我既不了解那些当事人，也不明白他们的意图何在，自己却又首当其冲。
等到我再去档案馆查看大战时期的报纸时，保管员便不肯出借了。我说他已经答应过我，他便一言不发，把一份表格摊在我面前，叫我填写。我刚提起笔来，他又低声说：“反正通不过的。”
我请他说明理由，他睬也不睬。我心里明白，办什么交涉都是白费。别人已经拿定主意，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决不会让我对上海搞出些什么头绪来。我原想找些谈战争年代的书，结果不是卖光绝版，便是毫无意思。凡是谈上海的书，一般都从旅游着眼。几年前倒也出过一部抒情的小说，从希腊人建城开始，写了上海的历史沿革。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谁都不肯写当前的现实，也许出于明哲保身，更可能是出于绣花鞋不踩臭狗屎。
这种说法也许显得过火，但这是别人给我的启发。本地职工联合会省委书记蔡涛，和我谈了相当长的话，给了我这个启发。
我在档案馆碰了钉子，过了几天就碰见蔡涛。当时，我把找材料的事告诉一家书店老板，他劝我去找蔡涛。这人是一位抗敌英雄，一九四四年，他才十八岁便流放到德国。至于他肯不肯谈，书店老板却没有把握。我拿不定主意倒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而是对英雄人物总怀有一种亏心的感觉，同时又容易对其着魔。我觉得他们为我吃了苦头，而我却没法为他们牺牲自己。所以，一碰到他们，我只会象小孩子那样毕恭毕敬。是不是因为我在战争年代老梦想创造些英雄业绩，而战争忽然结束，没有来得及施展抱负呢？罗莉却别有想法，不象我那样宽容撇脱。她指责我只知道钦佩一切能采取行动的人，不管他们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行动。她鄙夷不屑地断定我一辈子只会见风使舵，畏葸退缩，干一些难以觉察的背信弃义的小勾当，所以对冒险家的豪杰气概佩服得五体投地，说穿了，无非是要安慰安慰自己。她那种口气，直到今天还火辣辣的叫我受不了。
我会见蔡涛的那一天，又想起罗莉对我下的结论，觉得她苛求之中不无清醒之处。蔡涛约我在圣一若望广场的一家咖啡馆会面。对面是工人互助会，一座十八世纪的败落府邸，赭石门面虽然裂绽累累，但是气派仍然十足。我以为蔡涛大概是一位死心塌地的工运积极分子，惯会用口号和奉命炮制的热情代替自己的思想。这下子我又搞错了。我身上老带着阶级偏见，哪怕想为工人阶级讲几句话，心里毕竟全然摸不着底。我听了蔡涛谦虚而又明确的话，觉得很出乎意料之外，越发使我意识到，生活的进程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们这种人关进了与世隔绝的牢笼。
我原想问问蔡涛那些战争年代的情况，因为这本是我来找他的用意所在，可是他听明来意，便显出心灰意懒的模样。其实，他整个身子骨都累了。他跟本市的那些市政工人一样，身上穿件黑皮子上衣，一件蓝色的卷领毛衣紧紧贴在胸脯和肚子上面。我猜想得出，他的肌肉已经松弛，不再在乎自己的外表。而在我们这个社会阶层里，瘦人瘦得讲究，胖人胖得阔气，人人都顾影自怜。而蔡涛呢，却来不及修饰，浑身都带着年龄和劳累的烙印，仿佛古屋危墙给雨水淋得鼓胀起来。
他叫了一大杯玫瑰葡萄酒，一份油炸小鱼，然后在每一条鱼上细心地挤几滴柠檬汁，消消停停地咀嚼起来。吃完，他用手背擦擦嘴唇说：
“战争已经是老话了，何苦呢？”
他的嗓子有点嘶哑，仿佛是一位露天演说家，接着逐渐放低嗓门，每一句话只开了个头就完了，越说牢骚话越多，嗓门也越来越嘶哑。
他说说停停，把现在和过去，事实和看法，都搅在一起。如果借口忠实，把原话记录下来，那只会违背他的原意，他的话可以用我上文说过的两个字概括：“厌恶”。
这个人热爱上海。他出生在港口工人区，每逢非洲货轮卸下花生水果，便同小鬼们在岸上偷一把摸一把。这样土生土长的人，却对本乡本土感到厌恶了。他说：
“乾坤，那个老家伙，我认识。他的儿子赵，那个开夜总会的，是我同班同学……”
赵乾坤、蔡涛，大概连汽车司机李塔在内，都是同一辈的入。那时节，上海的贫区、富区还没象今天分得这么清。港口小学是本城各家小学里最受欢迎的，在那里，码头工人的孩子跟富商的孩子一道上学。
“乾坤……他的钱……”
蔡涛说到钱字，把嘴一撇，顿了一顿才说：“那钱呀，你知道，那些造船厂的小伙子……”
他一谈到这些，便又成了个工会书记：工资多少呀，失业补助多少呀，笔笔都能摆出数目字。
“我为什么恨死呢？就因为他把上海搞得精光。他一心想要搞得城里头没有我们，没有工人，只有游客和用人。用飞机把赌客运到这里，让他的老朋友乾坤拔毛吮血。旅馆有客满之患，妓女粉头倚门迎客。而我们呢，我们的儿女呢，不是伸手讨几个酒钱，他耸耸肩膀，“便是当赌场伙计，做乌龟王八。”
他重新点了一支烟，悄悄地瞧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这些话，你不打算写出来吧。”
我倒并不想纠正他。我还能写些什么呢？我已经小心成性。太生硬大胆的真话，我都会自然而然地回避开，然而，自己还能虚构出一副独立自主的嘴脸。这正是我所在的那个社会阶层的写照，大家不用特意留神，都懂得规矩，把自己写的东西的棱角自动磨掉。
蔡涛不慌不忙地接着说：“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赢了。我们之所以还在挣扎，也不过因为人总不肯一声不吭地等死。不过。”他伸手向前一挥，“这个地方是没救了。什么都捏在的手里。”
独霸上海已经有十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