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队在主教堂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一完，保安队的全部人马出剿全市，砸碎没有拉上金属帘门的商店玻璃橱窗，殴打好些路上的行人。
乾坤那时刚刚二十岁。他去参加了宗教仪式，独自一个站在灵柩后面。官方人士、省长、上海驻军司令、一位德国上校、保安队参谋部的全体人员，都立在中央过道两边的前几排；武装的卫士监护着祭坛和教堂面前的广场。没过多久，乾坤便离开了这个城市。
四年之后，他才回到上海，在本城律师公会注册时遇上了老同学。有个人在一家报纸上（全市一共有三家报纸）指控乾坤，要求把他开除出律师公会，并且要求对、他起诉。因此他打了一场诬陷罪的官司，并且打赢了。除了他的姓名不争气，没有什么别的可指责他的。他参加过“法兰西武装力量”，晋了级，还得到了勋章。在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纪念仪式时，他就是戴着伞兵的小红帽出场的。
这些细节都是我两天以后才得知的。
我一提到“乾坤，这个名字，老板便摆了摆手，表示不感兴趣。大厅里有人说“他们已经受到报应”，老板回了一句“随你怎么说”，便带着狡狯的神情吹起口哨，走过去拧开水龙头，洗他的杯子。我只好离开了。
情况急速发展着。
在虹口山庄的花园里，有一个人朝我走来，我一下子没有认清是谁。我这个人一向就是胆小怕事，心眼多。我边走边留神提防着，准备拔脚呼救。
“施崇吗？”
那人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叫了我一声，又说：
“我是让杨玉我正要走，心里却想，万一凑巧……果然碰上您了。”
他把我带上一条小道，穿过草坪，走向网球场。灯光直射在赭石场地上，在漆黑的夜里烘托出一块块冷冷的、轮廓分明的物体。在这块灰白的场地里，打网球的人划出了许多突然中断的对角线。“您还在胡闹啊！”罗俊对我说。
他非要我在球场跟前一张看球板凳上坐下。
“您还不明白这是个什么城市。”
罗俊用两只手摸摸头顶，好象要摸摸头发，可他已经秃了顶。
“施崇，我说不清您到底是幼稚呢，还是手段高明。但愿您手段高明，手中捏着许多王牌。”
他端详着我，把眼镜摘去，仿佛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您知道会出什么事吗？他们会要您的命。我不知道怎么要法，但他们一定会得手，他们有的是时间。”
“可我什么也没干呀！”我还是那句话。
“写剧本不过是个借口，对吗？”
我反驳他，并且提到贝肯·伦敦和田庞。
“可是他们都认为您写剧本是个借口。您昨天去档案馆了吧？”
他估摸一下我的惊诧程度，起身在我跟前站了片刻，再把眼镜戴上。
“上海是个小城市。”他转过身子去看看打球，接着又往下讲，“就是说，管理这个城市的人并不太多。施崇，您已经混进了这些人中间。是幼稚，还是精明，我说不好。”
“您疯了吧！这不过是我的工作。我想编出一段剧情，所以在这里取些材料。”
“施崇，揭起一块石头，底下蛆虫乱搅，这里的人瞧了就是不顺眼。”
“是他们让您来提醒我的吗？”
他忽地转过身来说：
“他们什么也不会提醒您，只会出其不意地砸您的头。您以为在拍电影吗？”他抬脚向虹口道上走去，我也就跟了上去。他又继续说：“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
他顿了顿，抓住我的肩膀，接下去说：
“我觉得您还是有点幼稚。听我说，上次我们一块吃饭，我就跟您讲过，在上海，金钱、政治立场、各人的职业等等，一切都纠缠在一块，而且不光上层是如此。”罗俊这回讲得十分激动，并且牢骚满腹。他撅着嘴，表示对这些情况的憎恨和恶心。他继续说：“我也是过河卒子，既然我自愿留在这里，这就是我的饭碗，我的生活！出租汽车的司机、女门房，酒店老板等等也都一样。您揭开一块石头，马上，我、他们，当然首先是上层，人人都受到惊动，下层也不例外，人人觉得受到了威胁，您明白吗？”
“我只盘算着写一个剧本嘛！”我说。
我自己也感到这句话说得太死心眼，太愚蠢。
“好吧，很好！”罗俊说。
他放开了我的肩膀。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说定了？”
他慢慢地离开了，一会又停下来点了根烟。我赶上前去，跟他肩并肩，默默地走到路边。
他向我伸出手来，并用头示意我住的那幢大楼说：“这儿就是三位老人遇害的地方吧？”
我没有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