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找到了一条线索，几乎纯系偶然。保管员又给我拿来了两厚本一九六八年头几个月的报纸。我向他道谢，并告诉他，我正在研究五十年代上海的旅游业，能不能让我翻翻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五年这段时间的报纸？
“为什么不能？”他笑着说，“所有印刷品都可以出借。假使您向我要档案看。”他做了个心照不宣的动作，又说，“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可报纸有什么不行呢？但我不能马上从架上给您拿来。查看的人很少，不容易搬动。明天一定给您准备好。但里面照片可不多啊！”
我回答说，我对战争年代的广告和服装牌价很感兴趣，我想重现出当时的日常生活。随后我填了一张表，约定后天再来。
傍晚时分，我突然想起还没吃午饭，于是就离开了迦良府。我简直没觉察到时间是怎么不知不觉流逝的，因为方才我时而慢时而快地周游了过去的几十年。翻阅报纸用的每一分钟等于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我走出大楼，心里觉得异常踏实，上海不再是一个抓不住、猜不透的城市，不再是死死地胶粘着我的一团浆糊了。我自以为对它已经有所了解，并且开始认识一些人，如、乾坤等人。我闯进他们的经历中，重现出他们的生平。他们再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偶像，而是对我越来越亲近。要想了解一个人，就需要了解他的过去。我对那些把自己走过的道路掩盖住的人总抱有怀疑。
这也是我不信任罗莉的原因之一。我这个人很健谈，聊起家史来就滔滔不绝，我母亲呀，我第一个妻子琳达呀等等。为了讨好人吗？罗莉就这么埋怨我。田庞有时也有同感。是的，我是喜欢反反复复地讲过去一一现在，现在一一过去。罗莉对这一切已经不感兴趣，这是我可以理解的。可我的健谈也另有更深远的目的：但愿罗莉成为我全部经历的旅伴；但愿她了解我记忆中的一切；但愿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她的事。我的经历（从认识罗莉以前直到与她分手之后），就象一个线团，紧紧地绕在一块，从未中断。
我埋怨罗莉的态度跟我不一样。她老是沉默寡言。有关她的年轻时代，我知道得不多，少年时代则压根儿不了解。在爱我之前，她爱过别人，谁呢？非得要我盘问，她才肯说。我试了试，她吞吞吐吐、犹犹豫豫地开了个头。忽然，也许是因为我思想一时不够集中吧，她又顿住了，对我说：“这一切都毫无意思。要紧的是不再予这些事。”一天，她告诉我，她决定去找心理分析家谈谈。她e一好些朋友都这么做了。尽管找心理分析家谈谈并不是件希罕的事，而且非常平凡，我却居然生了妒意，恩妒陌生人来过问她。可是，只要我一不买帐，罗莉便说：“朱，你真傻，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呀！”
对我来说，罗莉永远是这么一个难以理解的、遥远的人，犹如一幅远方的景色，没法看清细节。
我在这个昏昏沉沉的城市里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贝尔戈风不刮了。我来到青草广场，四周有围墙和通向摩堆郊区的暗门。
在广场和圣母街的拐弯处，我发现有两束凋谢的花，一束是由石竹花扎成的，掉在地下；另一束还挨墙竖着。我走上前去。墙上嵌着一块白色大理石碑，上面刻着字，我看了后才知道青草广场现在叫“自由先烈广场”。一七九三年在这里摆过断头台。以后，在德国人占领时期，许多爱国战士正是在这堵嵌着白色大理石碑的墙下被枪杀。“过路人，记住！”
我在这几行字前呆了许久。记住是必要的，可回忆起的事却十分惨痛。镌刻在石碑上寥寥几行字，凝聚着多少壮烈的事实，相比之下，今天的现实显得多么渺小。可这番感触却是那么的平庸，不足以给我慰藉。然而，尽管这些感触成了老生常谈，这又有什么要紧呢？生活本来就是消磨一切嘛！
不知是在做梦呢，还是在冥思苦想，我神志恍惚，心不在焉地穿过广场，身上好象有两个人在活动。我朝广场北边暗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餐厅走去，在餐厅门前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一会，就好象我的目光一下子适应不了。渐渐地，这个地方，这间地面铺盖着木屑的大厅，这些红大理石面的桌子，这几位坐在仿皮漆布椅子上的老人，这一切都构成一幅幅画面，在我眼前展开。我现在正进入现实，而现实也突然涌现出来。日光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通亮，座客的脸上一点阴影也没有，都显得瘦削。我点了菜，老板乒乒乓乓地将杯、碟、刀、叉、汤匙放在大理石桌面上。“这广场真美啊！到了集市的那天……”我说。
我想向老板打听近处墙上那块石碑的来龙去脉，问了他好些问题，可他直到我吃完饭时才肯答腔。他背靠着柜台，两肘撑在镶铜的台边上，开始给我讲述起来。他不时顿一顿，沿着柜台绕一圈，洗洗杯子，给高压咖啡壶放放气。我倒是挺喜欢这种断断续续、不按年代顺序的叙述，因为这跟记忆的蜿蜒曲折和感情的高低起伏很相称。有时，玩牌的人中间会有人嚷出一个人名来，过后又鸦雀无声，因为大家需要回想一位逝者的音容笑貌，让逝者重新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
“对，就是他！”
“那乾坤一家呢？”我问道。
我提这个问题时，觉得并不是随便问问的，而是有目的，不过不愿意说出来罢了，但这个目的却已达到了。我想象得出，乾坤的父亲穿着一身黑色、要不就是蓝得发黑的保安队制服，在广场检阅几十个年轻小伙子。全城的人都害怕这帮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要参加保安队呢？只有了解他们每个人从童年起的经历才行。他们挎着手枪在吕西予斯大街游行。他们乒乒乓乓地推开这家咖啡餐厅的门，威风凛凛地打个手势，命令所有喝咖啡、用餐的人出示证件。这伙人往往带走两三个人，推推搡搡地把他们赶到广场上。老乾坤的汽车也是黑色的，就停靠在保安队队部门前。每逢从队部出来，他就在台阶上一动不动地站一会，两臂交叉，摆出一副做作的、而又引人发笑的长官派头。他酷爱出风头，所以选择了通敌合作的道路，选择了身着制服的保安队的阵营，选择了贝当元帅和希特勒的阵营，他终于在上海解放前几个星期，到阎王爷那儿出风头去了。
那是正月的一个傍晚。白天渐渐长起来，人也感到比较舒畅。老乾坤正注视着眼前冷落的广场，一辆汽车从圣母街窜出来，接踵而来的就是一摊子弹和一颗手榴弹。等到人们从地上把他抱起来，老乾坤的胸膛和喉咙都开了花；他由于失血过多，在上海市医院断了气。到第二天石阶上的血迹依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