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殿英原是张宗昌手下直鲁联军第十四军的军长，直奉大战，张宗昌失败，孙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投了国民革命军，在“革命营”里暂栖身的。他人投了蒋介石，心里却藏着个小算盘。
东陵事件之后的第二年，即1929年，孙殿英率部驻山东齐河县。不久，张宗昌、褚玉璞乘日本人掌握胶济线之机，由大连到胶东，招集残部，准备打掉驻防胶东的国民军刘珍年部，以图死灰复燃。
孙殿英一听这个消息，高兴坏了，他断定张、褚能卷土重来，便将队伍易号，改称鲁东民军，自封为总司令，并卷起青天白日旗，打出了五色旗。一不做，二不休，孙殿英率部进至寿光、桓台一带，派心腹与张、褚取得联系，并立即遣徐长龄、苏醒斋、张明九等部接应张、褚。
蒋介石得到密报，即传令任应岐所辖全部和陈调元所辖之一部，急驰援助刘珍年。因蒋介石调动及时，部署完善，且人多势大，张宗昌、褚玉璞的阴谋没有得逞。孙殿英见势不妙，又摇身一变变回去了，急急忙忙收起五色旗，重新打出了青天自日旗。
此事之后，蒋介石在谈到孙殿英时，曾说过一句话：十个麻子九个怪，另有一个坏又坏。
1930年的中原大战前夕，孙麻子看阎锡山、冯玉祥的势力强大，便又向阎、冯靠拢。阎、冯为了对付蒋介石，也极力拉拢他。秘密交易做成之后，阎、冯给了他个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头衔。
中原开战，阎、冯让孙殿英守毫州。在亳州城下，他与蒋介石的部将王均、叶开鑫、秦庆霖等大打出手。王、叶、秦等部攻毫州，孙殿英率部死守98天，攻城的蒋军损失惨重。等到围城之兵散开，他出城一观形势，发现阎、冯的情况不妙，捶胸顿足，十分后悔，立即派谭温江赶赴沈阳，向张学良表示输诚。
因为中原大战，是以张学良的入关助蒋而宣告结束的，阎锡山、冯玉祥是败者，蒋介石、张学良是胜者。张学良见孙殿英部还能打仗，就收留了该部。
这样一来，孙殿英又羞羞答答地回到了蒋的国民革命军中，在张学良的手下任第四十一军军长。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曾大骂孙麻子“娘希匹”，并在帐上又给姓孙的记了一笔。帐是记上了，但没有急于收拾他。蒋介石的算盘，比他孙麻子更精，蒋有蒋的算计。
1933年，孙殿英在中国是大大的“轰动”了一下。那年2月，孙率部在东北赤峰与日寇扎扎实实地拼了一仗。当时，日本人已有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的野心，中国军队便摆开阵势，想与日寇干一场。但一旦枪响，中国军队就乱了套，跑的跑，散的散，只有孙部顶住日本军打。
在孙殿英与日寇苦战之际，后撤的其他军队，有的明明收到了孙部的求援电报，也装聋作哑，不愿去帮一把。真正支援帮助他的，只有当地百姓和共产党员。战后，孙殿英很发了一通感慨：“友军不友，义军不义，还是热河的百姓好啊。（赤峰地区当时属热河省，现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
赤峰一战，孙殿英一举几得。既洗去了些污点，又得了些功名。同时也使他感到，这抗战的旗帜，还得举一举。于是，他聘请了一批进步人士到他的队伍里，以便扩大影响，装点门面。如原孙中山大元帅府的秘书、国民党进步人士李锡九被他请去当了高等顾问，共产党员宣侠父被他请去，当了秘书长。
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力量，推动抗战，也主动派了许多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孙部工作。而孙之所以这样做，当然也还有他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就是他孙老殿日后还要图大业。
对于此事，蒋介石更是火冒三丈：好你个孙老殿，对日本人打了几枪就又翘尾巴，原先一再跟我作对，眼下又共产党套近乎。娘希匹，看我不收拾你才怪！
恰在这时，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孙部的防区与同盟军的防区壤地相连，孙亦受到一些影响。冯玉祥也几次派人与他联络，争取他加入同盟军。蒋介石、何应钦十分害怕他入盟。因为在蒋、何看来，如果孙部加入同盟军，不仅增加了冯玉祥的实力，也给最后收拾孙麻子增添了许多不便。蒋介石急令戴笠、刘健群去设法阻挠。
1933年6月上旬，戴笠、刘健群忙不迭地到天津见了住在天津租界的孙殿英。
戴笠、刘健群二人，当时按资历官衔排列，应是刘在前，戴在后。因此这次天津之行，凡事戴笠都是尊重刘健群的主张，刘唱主角，戴唱配角。
这刘健群书生气十足，见孙殿英之后，就给孙“上理论课”，从“信仰”讲到“主义”，又从“主义”讲到“攘外”，最后从“攘外”讲到“不能加入同盟军”，滔滔不绝，且尽甩大帽子，想把孙殿英镇住。
孙殿英根本不吃他那一套，听完后哈哈一笑：“蒋先生说是抗日，冯先生也说是抗日，要不然这么着吧，大伙干脆都联合起来，一起打日本人，不就妥了吗？”一句话，就把刘健群、戴笠打发了。
戴笠、刘健群回到北平。戴笠独自思谋着这样不行，便撇开刘健群，一个人另作打算。他先找了张学良，请张给写了一封见孙的亲笔信；又去拉了孙麻子的要好朋友、北方著名政客张璧和北方的大洪帮头子张树声。三人一同再赴天津。
他们在英租界内的顺德饭店住下。整日里逛街看戏，也不急着去见孙殿英。三人到津的消息，自然很快传到了孙的耳朵里。孙殿英起初仍没有把这当一回事，慢慢地，戴笠等三人的不急不忙，倒使他觉得奇怪了。他便托人了解了一番戴笠的来历，才知道这戴笠很有来头，不是等闲之辈，虽人称戴科长，却是得宠于蒋介石的心腹之一。
当时戴笠已是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处长，还兼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因蒋还让戴兼任了军委会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所以蒋一直叫戴笠为“戴科长”，蒋这么叫别人也跟着这么叫。孙殿英思量：这张璧和张树声也随戴一道来，看来本意还是要拉我。但心里总觉得没有底。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恰在这时，戴笠派人送来请帖，邀他在顺德饭店见面。
孙殿英怀着忐忑的心情到了顺德饭店。见面之后，戴笠先拿出张学良的信给他看。
孙殿英接过信之后，倒地便行帮内大礼，并对着戴笠说：“上次相见，我孙老殿有眼不识泰山，实在是过错，请多多原谅吧。说雅的，我们都是革命同志；说俗的，大伙同是在江湖上闯荡的人。你戴科长一句话，只要是蒋委员长用得着我，我孙某愿一辈子做个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会割下耳朵。”
戴笠与二张连忙将孙殿英扶起。四人重新落座，戴、孙两人执手而谈。饭后两人又接着单独谈，直至深夜，并越谈越投机。
就戴笠与孙殿英的性格而言，一个干脆、一个爽快，都还觉得对胃口。最后谈到正题，也很快谈妥。孙殿英表示，同盟军是不参加了，但攻打同盟军，他孙老殿也绝对不干。戴笠闻言，马上同意。
孙殿英提出，既然与冯玉祥联不得，也打不得，他的部队在沙城一带是不能呆了，想来想去，最好是撤到西边去。戴笠大喜，并表示回去后马上奏请蒋委员长批准。孙殿英不知此举正中蒋介石和何应钦的下怀。
第二天，戴笠在饭店重新设宴，招待孙殿英，二张作陪。席间闲聊时，戴笠的话头尽往传说中的乾隆九龙剑上面扯，一会儿谈及历代帝王爱剑的趣闻轶事，——会儿又说起蒋委员长的爱剑故事，还说蒋委员长准备精铸一批“中山剑”，论功赠与爱将，等等。
最后，戴笠的话锋一转：“据外人传说，孙军长有一柄神剑和一柄古剑，可是真有？”孙殿英连忙支吾道：“哪有什么神剑，那都是骗大老粗的把戏。”
戴笠一笑：“军长莫急，我等凡人，看神剑恐怕是没那福分了。若有机会，孙军长一定要让吾辈见识见识那柄乾隆九龙剑，也算是开开眼界吧。”完了还补上一句：“委员长闲聊时，好像说过，也想见识见识。”
孙殿英一听，一股凉气从脚底直冲脑门，他赶紧端起酒杯：“来，来，喝酒．喝酒，别信谣传，哪有什么好剑，破铜烂铁的倒有，日后你去我部校检，我一定奉陪。”
张树声在旁戏道：“老殿平常不大喝酒，今日可是有量啊，看来大有长进，来，喝！”
宴毕，孙殿英应邀到戴笠在饭店的房间，谈至深夜。
孙殿英临走时，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只锦盒送给戴笠，里面装着10颗宝珠，十分真诚地说：“此次见面，没有什么稀罕之物相送，这些宝珠从东陵里掏出来的朝珠，送戴科长作个纪念吧。”
戴笠也不推辞，接过锦盒放进了书桌的抽屉里。后来，他知道这些宝珠是慈禧凤冠上的，其中仅一颗珍珠就价值白银约1000万至2000万两。他更想不到，这10颗宝珠竟使大名鼎鼎的影后成了他的情人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