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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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又到了日省庐安静的时候。

  天气闷热、潮湿,要下雨了。

  远处有个高音喇叭在哇喇哇喇地叫着,象是一个声讨会的现场录音。时而有“天安门广场”和。反派分子一这样一些词句飘过来。

  院子外面的小巷里,有人低着头默默地走路。

  骆驼龟缩在他的蜗庐里,天黑了也不开灯。最近一段时间,他的背驼得更厉害了,好象时刻背着一个无形的、沉重的包袱。鬼知道他吃了晚饭没有。他的生活是没有声响的。往常这时候,他早已把照亮小院子的路灯扯亮了。今天没有,院子里黑沉沉的。

  只有楼上那户人家开了灯,淡淡的寒光投射到对面院墙上。

  楼道上有响声,登、登、登、登……均匀地、不改变周奏地、长时间地响着。这是周国强的脚步声。他每天这样,不知已经把楼板磨去了多少。

  这一段时间,他上街看报纸比以前更积极,每天站在报栏下等着当天的日报贴出来。他斟字酌句细细地咀嚼,不知究竟品出了一些什么味道。

  他把翻腾的江海秘藏在心里,连妻子儿女也无法寻到一条窥视的缝。

  柳艳芝又来催过一次了,周芳龄必须立即下乡去。不管去什么地方,自己联系也行,到林科所的“知青点9去也行。她说了一个可怕的理由:“晓得天安门广场的反派事件吗?肯定是那些留在城里吃闲饭的闲杂人员、社会渣滓搞的。”不知道她有什么根据。因此,周芳龄必须立即下去,否则就似乎一定会加入反派集团。柳艳芝说得很硬,又提到了吊销户口。

  让她去吗?吃苦倒是小事,就怕永远不能回来。别人的子女可以开后门推荐上大学或招工回城,周国强半点办法也没有。

  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拖下去吧,拖一拖,等到她真吊销户口以后……

  也许快了,会要发生变化,这时候不能轻易对命运作出安排。

  要不是不公平,让她下去也罢。已经下放了两年不算数,欺负人嘛!势利眼,狗!什么东西!

  登、登、登、登……

  唉!人到了这种地步,真可悲。有口不能讲,有事不能做,象一棵无意识的树,每月能摇下那点固定数量的钱来,养活几个人。饿了吃饭,病了吃药,不准死去,为的是继续养活几个人。

  妻子出去很久了,女儿也不在。忙些什么?都是不通情报的,各行其是,这里没有家长。

  杨瑶月回来了。上楼的脚步有点紊乱,不知在外面干了什么坏事回来。脸上显得很兴奋,又有些不安。进屋便把房门关上。

  “国强!”当儿女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她使用年轻时的称呼,“你知道么,就在最近有一批单位要招工,指标已经下到居委会来了。”

  周国强漠然,好象此类消息跟他是毫无关系的。

  “你怎么没有一点儿反应?我们小龄的事儿你就完全不关心么?”

  周国强耷拉着眼皮,撅着嘴,象害了神经麻木症。

  “我听人说,这一回招的人数还不少,主要是到商业系统工作。行当虽然不满意,总比下乡当一辈子农民要好。我想,只要能招上工,暂时先让她干着,以后再想办法。”

  “谁答应你了?想得那么美。周国强总算开口了。

  “你听我说嘛,”杨瑶月跟在丈夫身后,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话虽说得很硬,不下乡的不招工。其实,后门大得很,总能找出种种理由来。我们小龄是下过乡的,只要居委会承认,愿意证明,就解决问题了。”

  “能解决还会等到今天?”

  ‘你整天不跟人打交道,外面的事没有人告诉你,你都蒙在鼓里呢!你知道现在的后门是怎么开的吗?”

  “我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不行,咱们不是生活在孤岛上。我到底跟街坊还有点联系,知道的事情比你多。现在的后门有两种:一种是条件交换,你替我儿子解决工作问题,我替你女儿调一个好的工种;一种是请客送礼,光请客不解决问题,还要送礼,一立方木材,一块手表什么的。”

  “这叫什么送礼!是行贿。”

  “现在没有贿赂这个词儿,懂得吗?贿赂不好听,送礼是人情。”

  “好一个人情!”

  “我这么想,咱们是不是也可以……”

  “什么?”周国强猛地转过身来,“你说什么?”

  “我……我……”杨瑶月吓得不敢说话了,脸色发白,眼睛躲躲闪闪。

  不用她说明白,周国强已经懂了。对于一个正派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摧毁性的打击。他趺坐在躺椅上,久久地望着妻子,从她的脸上看到她的心里。他想象着,在那个无知而不可一世的柳艳芝面前,她卑躬曲膝,扮着巴巴结结的笑脸,奉上一样东西,说一些俗不可耐的话。这是从前的杨瑶月么?是那个端庄文静而内心高傲的女教师么?一个堕落的女人,一个下贱的奴才。不,不能这样。人不是狗,不能摇尾乞怜。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不容许这种现象存在。戏台上那些画白鼻子的贪官已是历史的垃圾。垃圾成灾曾经搞垮过许多政权。共产党最了不起的是在建国后横扫了贪污腐化,使社会面貌一新。很大的干部因贪污腐化挨枪毙,二十多年前的报纸上那赫然醒目的标题记忆犹新。可是到了现在,“要斗私批修”的那支语录歌人人会唱,怎么唱出了这样一些现象?历史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儿。

  杨瑶月嘟嚷着:“孩子们的事情你反正不管,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做爸爸的都是硬心肠,疼的只是娘。”她看看时间,还不到九点,开门走到外面去。

  “你上哪儿去?”

  她不作声,象是生气了。只听楼梯响动,接着大门开了,又关了。

  她愿意为了儿女的事去赴刑场。天下再没有比赴刑场更可怕的了。

  她缺乏做这种事情的经验,也没有良师指导,只好横下一条心蛮干。

  她来到柳艳芝的家,就在厨房里站着说话:“柳主任,这……这……她拿出一块没有表带的手表来放在案板上,“这是一块梅花,请不要嫌弃。我们那孩子的事儿……”

  柳艳芝从洗衣盆里抽出手来,摔掉手上的肥皂沫,拿起手表看了看,仍放到案板上说:“请你拿回去,这算什么呢?我当干部又不是为了……”

  杨瑶月本来就觉得这是极不光彩的,犹如初次做贼,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就以为是抓贼的来了。听了柳艳芝的话,她脸上一阵发烧,哆哆嗦嗦地拿回手表来,赶紧揣进衣兜里,余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只好扭头回家去。

  她听懂了柳艳芝的话吗?

  她多半没有听人讲过把手表放在茶叶罐里送人的故事。

  回到家里,她为遭到羞辱而痛哭。

  周芳龄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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