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振声要回家去了，生产队管得很严，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是不能随心所欲的。
周芳龄希望他留在这里，每天回忆九龙山，重温那黄金的岁月，以排遣身边的烦恼。她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充份地信任，不猜忌，不设防，不逼迫她变形。但这是做不到的，他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他要走，她不能勉强挽留。就象太阳要下山了，留也无用。她很清楚，她跟他虽然有着不肯分离的感情，但绝无缠绵和酸涩。
周芳龄不得不陪着他到车站买了第二天早上的火车票。俩人说着鹦鹉，说着他们共同熟悉的人和事，朝家里走去。
当路过柳艳芝家门前的时候，周芳龄无意中扭头朝屋里望了一眼，看见她母亲杨珙玉正在刷墙。她火一冒，顿足把她叫出来。
“妈妈，家里有客人，你还在干这个，你……”
“嘘！”杨瑶月做了个手势，小声说，“没有办法，已经开头了，不干完不行。”
“象个可怜虫。”周芳龄嘟嚷着。
“你知道什么！”杨瑶月瞪她一眼，回头对曲振声说：“对不起呀！本来想给你做点儿好吃的，可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小龄她姐姐叫回来了，让她在家里忙着。我那大女儿比小龄能干，有她在跟我自己在是一样的。你们先回去，我干完就回，不用等我吃饭了。”
曲振声没等她说完便接过她手上的刷子要帮她刷墙。周芳龄一把夺过那刷子来还给母亲，拉着曲振声的手说：“我们走。”
回家走进大门，头一抬便看见周松龄正在楼道上忙着，油锅里嗤嗤作响，散发出浓重的油香。
上得楼来，作了介绍。周松龄望着曲振声淡淡地笑笑，便仍旧埋头做饭去了。周芳龄给客人泡上茶，找出一本残缺不全的连环画来让他看。
姐妹俩已经有一个月不曾见面了，见面总该有话说。
“爸爸呢？”周芳龄问。
“到街上看报纸去了。”
周国强上街看报纸，可算是新鲜事物。往常，象他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会到报栏底下去消磨时间呢？他自己订阅的报纸杂志就无法一一过目。现在，他简直成了精神生活的乞丐，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他不愿意订阅报纸杂志，原因有三：一是因为他认为现在的报刊没有保存的价值；二是因为担心过几年又来一次文化革命，保存书刊是有危险的；第三个原因说来难以令人置信——他没有钱。照理说，他在降低三级工资以后，每月的收入仍旧相当于普通工人的三倍，生活应该是宽裕的。但他考虑到，妻子没有工作，二儿子周喜苑是知识青年，小女儿周芳龄在家里吃闲饭，四口人仰赖他的工资维持生活。他身害冠心病和动脉硬化，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一旦躺倒，全家生活无着。普通的工人因出身好，子女就业比较容易；一般的干部都有些门路，为后人谋条出路不成问题；唯有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指望。他只好省吃俭用，加紧存钱，以便在自己死后，妻子儿女们还能活命。
周松龄是能干的，这与她讲求实际的生活态度有关。她主余，“人在世上，吃好穿好，舒舒服服活到老。”因此，她很注意学习烹调技术，以待将来结婚成家了，把生活摆弄得尽可能舒适一些。她一直在为妹妹的处世态度担忧，总是劝她跟自己一样，实际一点，可是周芳龄不听，姐妹俩经常发生争执。姐姐认为，妹妹的将来肯定是一个悲剧，而悲剧的形成，跟她在家里的地位有关。她是小女儿，受着妈妈的娇宠，单纯，任性，清高，不能适应社会环境。早些时候，周松龄曾经企图以正面说服的方式影响妹妹。周芳龄不听，反唇相讥。姐妹俩的关系变得不那么融洽了，见面说话，多是带着软刺的。
“这就是你的结拜哥哥？”周松龄不以为然地问。
“是的。”周芳龄理直气壮地回答。
“他应该叫我什么？”
“也比你大一个月，你也该叫他哥哥。”
“得了，我可没劳驾你给我找一个这样的哥哥回来。”
“你看不起？”
“哼！”周松龄把嘴一撇，“不敢。你没见我正在做菜招待他？”
油锅里冒烟了，周松龄手忙脚乱，周芳龄站在一旁插不上手。姐妹俩从外表到个性都有明显的差别，又都是出众的。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出她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知道她们是在舒适的环境里长大的。细心人还能察觉，这一对姐妹的举止、穿着，一言一笑，都记录着家庭的不幸。
“妹妹，”周松龄搓着肉丸子，尽可能小声地说，“你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什么意思？”
“心肠好，重情义，不嫌弃山里人。”
“不要你的表扬。”
“可是，你为什么不跟他结婚？”
“当我想结婚的时候，愿意跟谁就跟谁。”
“咱们还是快点结婚的好，有了自己的小窝子就不用发愁了。靠爸爸可靠不住呢，哪天他来个突然发病，两腿一蹬，谁来养活你呀？要么就将就将就，在现实面前低个头，给自己弄个饭碗；要么就来一个彻底高尚，跟你那结拜的哥哥结婚。他会把你当上帝，叫你衣来伸手，饭来余口，舒服一辈子。我要是有你这么个要好的乡里人，我就嫁给他。
“你不是当过两年知青吗，怎么不见你有个乡下的男朋友呢？”
“我不如你高尚呀，人家看不上我呀。”
姐姐的话里总是带着讥讽的意味，叫人听了不舒服。但周芳龄是听惯了的，也就不跟她计较，只是沉默，在沉默中表现她的固执。
“二哥有信来吗？”姐姐问。
“没有。”
“爸爸还是每月给他寄钱去？”。每月十五块，从来不少一分。可他就是不写信回来，也不知那钱他收到了没有。真没良心。”
“也不见得就他没有良心。”周松龄冷冰冰地说，“良心这玩意儿本来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我们这儿不存在。不管是冠冕堂皇为革命也好，赤裸裸地为自己也好，都不能讲良心。过去我不理解他，认为他出卖爸爸，心太狠了，现在我可并不那样看，要讲实际，就只能象他那样，跟家里划清界限。”
“要划清界限就别要家里的钱嘛，每月寄钱去，怎么不见他退回来？”
“讲实际的人都知道，给钱不要是傻瓜。”
“象你这么说来，人跟人太没有意思了。”
“象你那样高尚，人跟人倒是挺有意思的，连个笨头笨脑的山里人都愿意当成知己来看待。可就是弄不到留城证，别说参加工作了。你知道吗？高尚是有条件的，要有个爸爸养活你，要有个妈妈宠爱你。”
“别说了！”
“我哪一点说得不对吗？全是事实。凡是没有这些条件的都不能象你那样高尚。你看大哥怎么样？结了婚就只顾他的小窝了。嫂子不喜欢我们这个政治上不光彩的家庭，大哥知道妻子比父母重要，更比兄弟姐妹重要，他愿意听她的。大哥也是讲实际的人。”
“照你这么说来，我们这一家人全坏了？”
“谁说是坏了？不过是实际一些而已。我看现在讲实际的人越来越多，包括一些专摘革命的造反派，说到底都是为了给自己弄个一官半职。什么坚持真理，为了无产阶级，全是说给人家听的。真正高尚的人，在我们家只有两个，一个是你，一个是爸爸。你看他总是摆着一个正人君子的样子，唉声叹气，忧国忧民，一点儿实际问题也不解决。有谁尊重他吗？只是觉得他可笑，臭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就连我妈都变了，她也懂得要放下架子，去给居委会主任刷墙，好给你弄余留城证。你倒是高尚得可以，自己不出面，让妈给你操心。我要是象你一样愿意依赖父母，也可以落得个高尚。”
周芳龄听不下去了，又不愿意与她争辩，只好不理她。她强烈地感觉到，这个家庭已乏味到了极点，也跟周围的环境一样，空气龌龊。只有跟曲振声呆在一起，心里才会明亮一些，轻松一些。
曲振声呢，怎么不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