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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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块一般的浓云浮上高高的空中,往南方缓缓移动。雪已经不下了,天气却比下雪的时候还冷。到处都在冰冻,山野里成了水晶世界。

  屋檐上结冰了,又大又长的冰棒象猛兽的獠牙。

  屋里结冰了,水舀子冻在水缸里拿不起来。

  老年人的胡子结冰了,用手摸去,能有响声。

  这一天是农历除夕,应该是一个喜气洋洋的日子,可是,林场那户新来的人家却冷冷清清。一无过年的心思,二无过年的物资,就连从城里带来的一点粮食都快要吃完了。写给大儿子周周高的信没有回音,他每月应寄来的十五元生活费也没有收到。这个地方,信件和汇款都不可能送到每个收信人手里,或由生产大队的会计代收,或到公社供销社一个代办邮政的营业员手里领取。

  手表指示的时间已是上午九点钟了,杨瑶月还半躺在床上发愁。棉袄懒散地披着,头发乱成一把枯棕,双眉紧锁,眼睛发呆,脸上没有血色,象一个卧床久病的人。

  周芳龄生着了火,用钢精锅烧了一些热水,用热毛巾给母亲洗脸。

  “妈,您别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是刚到这个地方,暂时有些困难,过几天就好了。大哥会寄钱来,二哥和姐姐会写信来,爸爸的问题会弄清楚。您不是说老早就想住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来吗?这里多安静啊,不是正好么,您为什么要发愁呢?”

  她一边给母亲洗脸,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总想让母亲高兴一些。

  母亲说:“孩子,自从你开始长成大人,我们还从来没有过过一个团圆的春周呢。前年春周,你大哥在学校闹革命,你二哥在外面串连,不知到了哪一方;去年春周,你爸爸呆在这个山沟里,跟全正清作伴儿,不敢回去露面;今年春周更惨,一家人分成四处,连消息都没有。这样的日子要过到什么时候去?”

  “会好起来的。”周芳龄并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根据,但她愿意这样想,愿意这样说。

  “唉!”母亲说,“要么,就把我们一家人弄到一块儿来。反正都是接受再教育,在这儿,在那儿,不都一样么,为什么要分成几处呢\'”

  “会到一起来的,您相信吗?我相信会的。现在,管事儿的人都很忙,眼前还照顾不了那么多。将来他们不忙了,会想起咱们来。谁没有一家子人?谁不会想自己的亲人?等他们忙完了,我搭个便车回长沙去找人说说,他们会同情的。”

  “你总是想得那么天真。”

  “妈,我不是天真,我真的觉得,世界上好人还是很多的。”

  “不,这几年人都变坏了,全都是自私自利的。运动一开始就是,给你爸爸贴大字报的那些人怎么样?有些人为了自己当积极分子,往上爬,全正清把目标一指,他们就象猎狗一样扑上来,拼命地咬;有些人过去对你爸爸有意见,趁着这机会落井下石;有些人怕自己右倾,在政治上吃亏,也不顾事实,都帮着得势的,整那倒楣的。有几个人敢讲真话?就连心里不服的也不愿意吭声。孩子,那一阵子,我真是觉得活着太没有意思了,真想突然从天上落下一颗原子弹来。”

  “您说的是运动初期,妈,那是作乱路线,群众斗群众。”

  “后来又怎么样?拿着毛主席语录吓唬别人,为自己的丑行辩护,连最老实的人也学会了那一套。成天争啊,吵啊,脱光膀子干仗啊,都是为了叫别人死,叫自己活。象林科所这样的地方,是一些有知识的人,平时都挺爱面子,这几年也不要面子啦!人都变成了狗,围着一块骨头,咬得昏天黑地,没完没了。”

  “妈,您说得太可怕了。”

  “不是妈说得可怕,这是事实啊!早些年,谁要公开给自己谋私利,名声就臭了,上头也不允许。记得那年过昔日子的时候,所里几个领导干部多分了几斤黄豆,还不是自己要的,是行政科照顾的,后来又是检讨,又是退赔,党委会还作出决定,以后所里的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到食堂买饭都得一样的排队,谁也不许特殊。现在可好,甭说那些了,就连办公室的炉子都搬回自己家里去啦!要是那办公楼能搬得动的话,准会分成几块挪到郊外去,变成私人的别墅。反正只要政治上、路线上对头,无论干什么坏事,都算是小周问题,一样能爬得高高的。路线上对头,又不是靠德行好,只要会看风向会投机,能够昧着良心说假话,加上老朋友当中有几个走红运的,就不怕了。”

  “妈,您怎么老要说些这样的话哩,怪可怕的。是不是因为您心情太不好了?您想爸爸?想哥哥姐姐他们?”

  “每逢佳周倍思亲啊!”

  杨珙玉的眼睛又发呆了,她好象已病入膏肓,使人感到心情沉重,同情她,怜悯她,但没有药物可以治好她。

  周芳龄把洗脸水倒了,淘了一把米,吊在火上烧着,跟前几天一样,煮稀饭吃。她知道,这时候自己应该懂事一些,做事主动一些。不要催母亲起床,让她享受一点,就跟哥哥姐姐们都在一样。大家应该给她的温暖和安慰,由周芳龄一个人给她。过去她只习惯于得到一切,她是最小的女儿,最小的妹妹,比哥哥姐姐得到的都多。可现在,她需要付出了。付出也是一种幸福——如果这种付出能使妈妈感到幸福的话。

  她煮好了稀饭。

  “妈,您要不想起床的话,我给您在被子上铺一块塑料布,您就坐在床上吃好了。”

  “我的女儿真会心疼人。”杨瑶月脸上有了一丝丝微笑。

  每天吃稀饭,虽然没有什么味道,母女俩仍旧大口大口地喝,喝了一碗又一碗。周芳龄又一次说丁柴火煮的稀饭好吃;母亲却说以后要把稀饭煮稠一些,不然会把肚子撑得很大。

  周芳龄咯咯笑着,有意调周气氛说:“那可糟了,您的女儿就要丑死了,”

  喝完稀饭,身上暖和了一些,杨瑶月起床了。生活单调得不能再单调了,除了睡觉吃饭便只有烤火。松木丁柴的气味充满了整个屋子,还有烟,不时需要打开门窗,换换空气。门窗一开,屋里又冷了,人只好紧紧地偎着火塘,象薰烤腊肉似的。

  坐着坐着,杨珙玉又无话了,默默地流出了眼泪。周芳龄不知道要怎样来安慰母亲,只好在心里埋怨这个不该来的日子。为什么每年要有一个春周呢?日历上没有这一天也许会要好一些。她想起从前,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一天可热闹哩!爸爸照例要给大家发压岁钱,一人一余票子,不管是十元还是五元。有时同面额的票子不够,就把每余票子用一余红纸包上,兄弟姐妹们凭着运气去摸。谁摸到最大的一余票子就归谁请客,被请的人提出些刁钻古怪的要求。吃完团年饭以后,照例是要举行家庭晚会的。周芳龄唱歌,姐姐跳舞,二哥讲笑话,大哥什么也不会,只好学狗叫。爸爸要朗诵古诗,大家不愿意听,硬要他跟妈妈来一段二重唱。他五音不全,随心所欲地乱唱一气,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每年的这一天是一个没有忧愁的日子,怎么能忘记呢!可今天,妈妈总是那么忧愁,好象这个春周会要过不去了。她想出法子来与母亲说话,想让她稍稍地高兴一些。

  “妈,您记得吗?我小时候喜欢哭,越是高兴的日子我越爱哭。您总是说,过年是不能哭的,否则会要哭上一年。”

  “妈,您记得吗?您从前总是把我搂到怀里说,‘我有这样讨人喜欢的女儿,真有福气。没有你爸爸,没有你哥哥姐姐在身边,只要有我的小女儿陪着我,我就能长生不老。’我现在不是在陪着您吗?您一定会长生不老的。”

  “妈,您说这冰天雪地的日子,山上的动物吃什么?它们不冷么?要是我们打开一间空屋,在里面生上火,它们会来烤火吗?”

  “妈,我给您唱首歌好吗?您别皱眉头,我不叫您昕语录歌,我唱过去的歌。”

  她吞了吞口水,用棍子拨弄着火炭,小声地哼唱起来:

  田野里有一条小路,

  弯弯曲曲通向远方。

  流水把小路切断,

  有人在河上架一座桥梁;

  山坡把小路挡住,

  有人把石板铺上山梁;

  晨雾把小路吞没,

  很快又升起明亮的太阳。

  田野里有一条小路,

  永远通向看不见的远方……

  歌声并不能带来什么安慰,反而使母亲想起了过去。这抒情的旋律是跟闲适、安逸和温暖联系在一起的,是跟生活的信心联系在一起的。当环境已经变了,信心已经失去,歌声带来的是什么?带来了眷恋,带来了凄凉感,带来了无休无止的叹息。周芳龄再也想不出办法来了,只好不停地往火里添柴,把火烧得大大的,烤得身上发热。

  “小龄,你说这大雪天,邮递员会照样送信吗?”杨瑶月好不容易开口说话了。

  “会的,妈妈,一定会的,邮递员都学了《为人民服务》呢!”

  “你哥哥姐姐的信要在路上跑几天才能送到?”

  “可能很快就到了,可能。”

  “还不知他们都是怎样过年的呢!”

  “我到供销社去看看,说不定已经来了。”

  “别去了,不会这么快的。”

  “不,来了,一定来了。”周芳龄好象知道了消息似的,说着便起身要去拿信。

  “您在家里做饭吧!”她说,“我回来要吃饭的。早上喝的稀饭,一会儿就消化掉了,您忍心让您的女儿饿着肚子等饭吃?”周芳龄娇嗔地说着,用一条羊毛围巾把头包起来,“我走了,妈,您等着好消息吧,我一定会把信拿回来的。”出了门,她从门缝里伸进头来又说,“妈,要是我拿了信回来,您要给我压岁钱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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