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科所的干部、工人和研究人员都上街游行去了。大街上红旗猎猎。
杨瑶月注意到，紧靠围墙那个临街的小楼里，往常带着红袖标的监管人员，今日也不在了。她大胆地摸上楼去，闯进了东头那个套间。外间摆着两余监管人员的单人床，没有人。她走进里间去。正在埋头写检查的周国强，摘下老花眼镜，回头一看，愣住了：“你怎么来了？”
“变了！情况变了！”杨瑶月激动地说着，高兴得腿软，倚在门边，移不动步子。
“真的么？”周国强迎上来，把她扶到床边坐下。
杨瑶月简略地叙述了她所知道的一切。周国强轻松地吐了一口气，禁不住流出了眼泪，咬牙痛恨地说：
“你知道么？再晚一天，我就要成为铁定的反派了。全正清真狠哪！他是党委书记，手上掌着生杀大权，想要杀谁就杀谁呀！我跟他共事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运动一来，他就把我抛出去当靶子。还说这是大势所趋，不能包庇。批判就批判吧，还非要把我搞成现行反派不可。我的检查写了十几次，每次都通不过。他跟我谈话，要我把埋得最澡的作乱思想挖出来。说得倒好听，为了卸掉担子，轻装上阵。可我越卸越重了！他还说群众已经掌握了我很多材料，我以为我的亲人出卖了我。我无法跟你们见面，只能猜。为了争取一个坦白从宽，我正准备交代一些所谓作乱思想。你今天不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明天我就交上去啦！”
“你在这儿写的时候，有人看见过没有？”
“我上过一回厕所，一个人陪着我去，另一个人，政治处的齐保康留在这里，不知道他看了没有。”
“赶快烧了，不能留下半个字儿。”
周国强划了一根火柴，把最新写的检讨材料付之一炬。
烧掉就能放心了吗？齐保康到底看过没有呢？要是他看了，日后总是隐患，要想办法对付才行。不能怪其多疑多虑，险恶的环境逼得人必须学会保护自己呀！
过了几天，运动开始时所抓的。牛鬼蛇神”都放了，党委书记全正清成了前段执行“作乱路线。的代表人物，科研所受压的群众起来造反，把全正清揪上了斗争台。
周国强想出了保护自己的方法。他走上斗争台，控诉全正清为了把他打成反派，多次与他作秘密谈话，引导他往对历次政治运动不满的方向去想。—逼再逼，硬要逼他挖作乱思想，作为定案材料。
这个发言激起了造反群众的愤怒，有些人一拥而上，把全正清打翻在地，命令他面对群众跪下，揪住他的头发叩响头，叩得他额头上鼓起一个包子大的肿块。全正清把周国强狠狠地瞪了一眼，表示他记住了今天的仇恨。
这以后便是轰轰烈烈的造反。周国强并不想从造反中得到什么好处，决定溜之大吉。没有跟任何人打一声招呼，买了车票，一车坐到试验林场去了。
在林场安闲地住了几天，那里的工人突然翻脸了，开了一个批判会，批判周国强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宣布试验林场是修正主义的试验场。批判会一开完，他们便卷起行李杀回城里闹革命去了。扔下周国强，只影孤身守着这个林场享逍遥福。
过了不久，全正清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趁着城里正在打派仗的机会，偷偷溜出林科所，也跑到试验林场来。两人见面，十分尴尬，谁也没有话说。总共只有两个人，各住一间屋，各自单独开伙。出去散步，一个往东走，一个往西走。到小镇上买东西，这个买回来了，那个再去买。久而久之，这两个人都感到难以忍受，便渐渐地互相靠拢，最后终于合到一起煮饭吃。但是，谁也不谈运动当中的事，好象两个人的记忆力都十分糟糕。
这样的日子过了不多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天下午，两个老头儿从山上采草莓回来，老远就望见林场的厨房里正在冒烟，知道是长沙来人了。吉凶未卜，他们不敢冒失地去与那些人见面，一直挨到天黑以后才摸到墙外去打探究竟。从墙缝里往里边一望，来的人都带着枪，并且也不认识。从他们的闲谈中听出来，他们是来抓人的，到底抓谁，不清楚。两个老头儿只好一同往山上躲。在山上过夜实在难熬，他们只好互相帮助，一个打盹，另一个赶蚊子，如此轮换着来。第二天，那些人没有走，居然上山来搜捕。大山上找人是不容易的，周旋了一整天，他们成功地躲了过去。又在山上过了一夜，第三天照样躲躲藏藏。由于两天来只吃了些野果和草根之类，体力已经不支了，又遇上毒蛇，把全正清咬了一日。周国强是药物学专家，懂得什么草药可以治蛇伤。为了采草药，被人发现了目标，两个老头儿双双落阿，被押回长沙去。
当初负责监管周国强的政治处干事齐保康，现在已是X派的头面人物。他看过周国强最后一次的检讨材料，于是，打倒周国强就并不困难，只要逼着他把那次的材料重写一下就行了。一提起那个材料，就重新激起了周国强对全正清的仇恨。当人家问起他们在林场有过一些什么活动，说过一些什么话的时候，周国强有意无意地泄露了这样一个情况：有回全正清讲起他过去在新四军遇难的一段经历。他说他刚办了入党手续，就发生了皖南事变，全连覆没，只剩他一个人，历尽千难万险才找到了新四军散部。既然已全连覆没，他的入党，有谁能够证明呢？这对于x派的头头们来说，是一个宝贵的线索，于是，全正清立刻被宣布为假党员，并且还怀疑他是敌人派进来的特务。大字报上的标题赫然醒目，整个林科所都震动了。
此后便是大规模的武斗阶段，全正清和周国强被分别关在两个地方，长时间无人理睬。直到军队支左代表进驻林科所，林科所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才又开始认真审查他们的问题。全正清的案子是个无头案，既找不到证明他办过入党手续的人，又找不到证明他没有办入党手续的人。他的问题无法作结论，只好下放到干校，边劳动边交代，每月发一半工资。周国强的专案组是齐保康领导的。这位专案组长决心做出成绩来，以证明他过去参加整周国强是没有错的。他想出了一个绝办法，带了一个人到湖区农村去，找周国强下放在那里当知识青年的二儿子周喜苑作调查。
周喜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青年，在学校里，方方面面都是出众的。动荡时期开始时，他满腔热情参加一些运动。没过多久，爸爸在林科所挨整，他受到牵连，在学校遭受歧视。他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可恶的爸爸，归咎于那个不光彩的知识分子家庭。从此他心灰意懒，变得很消沉，与同病相怜的同学在一起厮混，连晚上都很少回家，睡在教室里的课桌上喂蚊子。后来批判了“唯成份论”，他重新振作起来，在武斗中充当敢死队队员，因腿部挨了一枪，住进医院，直到武斗结束后才痊愈。出院后，正遇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周喜苑第一个把申请下乡的决心书写成大字报贴到林科所院子里。
齐保康找到周喜苑，首先赞扬他在动荡时期中始终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并为这场伟大的革命而光荣负伤，称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接着便叫他好好回忆他爸爸在家里说过的作乱话，写成检举材料。”你不是要做作乱家庭的叛逆者吗，”齐保康强调说，“现在就是考验你的诚意，给你一个选择自己政治前途的机会。一个人的政治前途比生命还重要啊！”
周喜苑连续两夜没有睡觉，经历了一场超级的思想斗争。在保全父子之情和为自己争取光明前途之间，他终于选择了后者。
儿子揭发父亲在家里讲的私房话，这能有假吗？尽管其他家庭成员都不愿意作证，也无法找到否定的根据。周国强戴着“现行反派”的帽子，到“五·七”干校去接受群众专政。
被押走的那天，周国强得到机会与杨瑶月见了一面。他对她说：“挺儿揭发了我，如果对他自己有好处，我不怨他。只要你们过得好，我，怎么做都行。让灾难降到我一个人头上吧！你们多保重。”
殊不知灾难降临，并非一个人的事，全家都跟着他承受痛苦。他的工资取消了，每月只给他本人十五元生活费。家庭的生活来源断绝了。幸好大儿子周周高已经大学毕业，领着四十几元试习期工资，每月拿出二十元来给母亲和妹妹勉强维持活命。家里开始变卖东西，从缝纫机到废纸，一样一样往外搬·
现在又来一个大下乡的运动。这是学习江西省的经验。杨瑶月和小女儿周芳龄是属于在城里吃闲饭的人，又是反派分子的家属，当然是要下去的。她们正好同全正清的家属一起来，真是打不散的冤家。
汽车出发以前，林科所组织了热烈的欢送。给每人带上一朵纸扎的红花，锣鼓队和欢呼队乘坐另一辆卡车，一直把他们送到城郊。周可芬放声大哭；杨瑶月默默地流着眼泪；茹小明斜眼望着那些狂呼号的人们；周芳龄出于礼貌，向欢送的人们挥了挥手。
四朵红花，已有三朵扔在城郊公路上了，只有周芳龄那一朵，摘下来装进了旅行包。她要留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