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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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汉屏)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元稹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元稹和白居易有很深的友谊。元和五年(810),元稹因弹劾和惩治不法官吏,同宦官刘士元冲突,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后来又改授通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县)司马。元和十年,白居易上书,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结果得罪权贵,被贬为江洲司马。上面这首诗,就是元稹在通州听到白居易被贬的消息时写的。诗的中间两句是叙事言情,表现了作者在乍一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的陡然一惊,语言朴实而感情强烈。诗的首尾两句是写景,形象地描绘了周围景物的暗淡凄凉,感情浓郁而深厚。

  元稹贬谪他乡,又身患重病,心境本来就不佳。现在忽然听到挚友也蒙冤被贬,内心更是极度震惊,万般怨苦,满腹愁思一齐涌上心头。以这种悲凉的心境观景,一切景物也都变得阴沉昏暗了。于是,看到“灯”,觉得是失去光焰的“残灯”;连灯的阴影,也变成了“幢幢”──昏暗的摇曳不定的样子。“风”,本来是无所谓明暗的,而今却成了“暗风”。“窗”,本来无所谓寒热的,而今也成了“寒窗”。只因有了情的移入,情的照射,情的渗透,连风、雨、灯、窗都变得又“残”又“暗”又“寒”了。“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入寒窗”两句,既是景语,又是情语,是以哀景抒哀情,情与景融会一体、“妙合无垠”。

  诗中“垂死病中惊坐起”一语,是传神之笔。白居易曾写有两句诗:“枕上忽惊起,颠倒着衣裳”,这是白居易在元稹初遭贬谪、前往江陵上任时写的,表现了他听到送信人敲门,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元稹来信的情状,十分传神。元稹此句也是如此。其中的“惊”,写出了“情”──当时震惊的感情;其中的“坐起”,则写出了“状”──当时震惊的模样。如果只写“情”不写“状”,不是“惊坐起”而是“吃一惊”,那恐怕就神气索然了。而“惊坐起”三字,正是维妙维肖地摹写出作者当时陡然一惊的神态。再加上“垂死病中”,进一步加强了感情的深度,使诗句也更加传神。既曰“垂死病中”,那么,“坐起”自然是很困难的。然而,作者却惊得“坐起”了,这样表明:震惊之巨,无异针刺;休戚相关,感同身受。元、白二人友谊之深,于此清晰可见。

  按照常规,在“垂死病中惊坐起”这句诗后,大概要来一句实写,表现“惊”的具体内涵。然而作者却偏偏来了个写景的诗句:“暗雨吹风入寒窗”。这样,“惊”的具体内涵就蕴含于景语之中,成为深藏不露、含蓄不尽的了。作者对白氏被贬一事究竟是惋惜,是愤懑,还是悲痛?全都没有说破,全都留给读者去领悟、想象和玩味了。

  元稹这首诗所写的,只是听说好友被贬而陡然一惊的片刻,这无疑是一个“有包孕的片刻”,也就是说,是有千言万语和多种情绪涌上心头的片刻,是有巨大的蓄积和容量的片刻。作者写了这个“惊”的片刻而又对“惊”的内蕴不予点破,这就使全诗含蓄蕴藉,情深意浓,诗味隽永,耐人咀嚼。

  元稹把他这首诗寄到江州以后,白居易读了非常感动。他在给元稹的信中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与微之书》)是的,象这样一首情景交融、形神俱肖、含蓄不尽、富有包孕的好诗,它是有很强的艺术魅力的。别人读了尚且会受到艺术感染,何况当事人白居易!

  (贾文昭)

  得乐天书

  得乐天书

  元稹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

  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元稹于唐宪宗元和十年(815)三月贬谪通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县)。当年八月,他的挚友白居易也从长安贬谪江州(今江西九江)。相同的命运把两颗心连得更紧。元稹的谪居生涯是很凄苦的。他于闰六月到达通州后,就害了一场疟疾,差一点病死。瘴乡独处,意绪消沉,千里之外,唯有好朋友白居易与他互通音问。他后来写的长诗《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的序言中,追述了通州期间与白居易的唱酬来往。序文最后说:“通之人莫可与言诗者,唯妻淑在旁知状。”所谓“知状”,指知道他与白氏诗信往返,互相关切的情状。这段话,对我们理解这首诗,很有帮助。

  这是一首构思奇特的小诗。题目是《得乐天书》,按说,内容当然离不开信中所言及读信所感。但诗里所描绘的,却不是这些,而是接信时一家人凄凄惶惶的场面。诗的第一句“远信入门先有泪”,是说,诗人接了乐天的江州来信,读完后泪流满面。第二句笔锋一转,从妻女的反应上着笔:“妻惊女哭问何如。”诗人手持远信,流着泪走回内室,引起了妻儿们的惊疑:接到了谁的来信,引起他如此伤心?这封信究竟带来了什么噩耗?妻女由于困惑,发而为“惊”、为“哭”、为“问”。可她们问来问去,并没有问出个究竟。因为,诗人这时已经伤心得不能说话了。于是,她们只好窃窃私语,猜测起来:自从来到通州,从没见什么事使他如此激动,也从未见谁的一封来信会引得他如此伤心。够得上他如此关心的人只有一个──白乐天!今儿这封信,八成是江州司马白乐天寄来的了。

  小诗向来以直接抒情见长,几句话很难写出什么情节、场面。元稹这首小诗,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写出了场面、情节,却不直接抒情。他在四行诗里,画出了“妻惊女哭”的场景,描绘了“问何如”的人物对话,刻画出了“寻常不省曾如此”的心理活动,而诗人万端感慨,却只凝铸在“先有泪”三字中,此外再不多说。全诗以素描塑造形象,从形象中见深情,句句是常语,却句句是奇语。刘熙载《艺概》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其实,用常得奇者,岂止白香山为然,香山的好友元微之,早就越过这道“重关”了。

  (赖汉屏)

  酬乐天频梦微之

  酬乐天频梦微之

  元稹

  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

  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

  这是一首和诗,写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这时,元稹贬通州,白居易谪江州,两地迢迢数千里,通信十分困难。因此,诗一开始就说“山水万重书断绝”。现在,好不容易收到白居易寄来的一首诗,诗中告诉元稹,昨晚上又梦见了他。老朋友感情这样深挚,使他深深感动。诗的第二句乃说:“念君怜我梦相闻。”元稹在通州害过一场严重的疟疾,病后一直身体很坏,记忆衰退。但“我今因病”的“病”字还包含了更为沉重的精神上的苦闷,包含了无限凄苦之情。四句紧承三句说:由于我心神恍惚,不能自主,梦见的净是些不相干的人,偏偏没梦见你。与白居易寄来的诗相比,这一结句翻出新意。

  白诗是这样四句:“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白诗不直说自己苦思成梦,却反以元稹为念,问他何事忆我,致使我昨夜梦君,这表现了对元稹处境的无限关心。诗从对面着墨,构思精巧,感情真挚。

  “梦”是一往情深的精神境界。白居易和元稹两个人都写了梦,但写法截然不同。白诗用记梦以抒念旧之情,元诗一反其意,以不曾入梦写凄苦心境。白诗用入梦写苦思,是事所常有,写人之常情;元诗用不能入梦写心境,是事所罕有,写人之至情。

  做梦包含了希望与绝望之间极深沉、极痛苦的感情。元稹更推进一层,把不能入梦的原因作了近乎离奇的解释:我本来可以控制自己的梦,和你梦里相逢,过去也曾多次梦见过你。但此刻,我的身心已被疾病折磨得神魂颠倒,所以“惟梦闲人不梦君”。这就把凄苦的心境写得入骨三分,内容也更为深广。再说,元稹这首诗是次韵和诗,在韵脚受限制的情况下,别出机杼,更是难得。

  (赖汉屏)

  重赠乐天

  重赠乐天

  元稹

  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

  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平是去时。

  陆时雍《诗镜总论》说:“凡情无奇而自佳者,景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然也。”的确,有些抒情诗,看起来情景平常,手法也似无过人处,但读后令人回肠荡气,经久不忘。其艺术魅力主要来自回环往复的音乐节奏,及由此产生的“韵”或韵味。《重赠乐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抒情诗。它是元稹在与白居易一次别后重逢又将分手时的赠别之作。先当有诗赠别,所以此诗题为“重赠”。

  首句提到唱诗,便把读者引进离筵的环境之中。原诗题下自注:“乐人商玲珑(中唐有名歌唱家)能歌,歌予数十诗”,所以此句用“休遣玲珑唱我诗”作呼告起,发端奇突。唐代七绝重风调,常以否定、疑问等语势作波澜,如“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適)、“休唱贞元供奉曲,当时朝士已无多”(刘禹锡),这类呼告语气容易造成动人的风韵。不过一般只用于三、四句。此句以“休遣”云云发端,劈头喝起,颇有先声夺人之感。

  好朋友难得重逢,分手之际同饮几杯美酒,听名歌手演唱几支歌曲,本是很愉快的事,何以要说“休唱”呢?次句就象是补充解释。原来筵上唱离歌,本已添人别恨,何况商玲珑演唱的大多是作者与对面的友人向来赠别之词呢,那不免令他从眼前情景回忆到往日情景,百感交集,难乎为情。呼告的第二人称语气,以及“君”字与“我”字同现句中,给人以亲切的感觉。上句以“我诗”结,此句以“我诗”起,就使得全诗起虽突兀而款接从容,音情有一弛一张之妙。句中点出“多”“别”,已暗逗后文的“又”“别”。

  三句从眼前想象“明朝”,“又”字上承“多”字,以“别”字贯串上下,诗意转折自然。四句则是诗人想象中分手时的情景。因为别“向江头”,要潮水稍退之后才能开船;而潮水涨落与月的运行有关,诗中写清晨落月,当近望日,潮水最大,所以“月落潮平是去时”的想象具体入微。诗以景结情,余韵不尽。

  此诗只说到就要分手(“明朝又向江头别”)和分手的时间(“月落潮平是去时”),便结束,通篇只是口头语、眼前景,可谓“情无奇”、“景不丽”,但读后却有无穷余味,给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此诗虽内容单纯,语言浅显,却有一种萦回不已的音韵。它存在于“休遣”的呼告语势之中,存在于一、二句间“顶针”的修辞格中,也存在于“多”“别”与“又”“别”的反复和呼应之中,处处构成微妙的唱叹之致,传达出细腻的情感:故人多别之后重逢,本不愿再分开;但不得已又别,令人恋恋难舍。更加上诗人想象出在熹微的晨色中,潮平时刻的大江烟波浩渺,自己将别友而去的情景,更流露出无限的惋惜和惆怅。多别难得聚,刚聚又得别,这种人生聚散的情景,借助回环往复的音乐律感,就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里,音乐性对抒情性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周啸天)

  连昌宫词

  连昌宫词

  元稹

  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

  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

  宫边老翁为余泣:“小年进食曾因入。

  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

  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

  归来如梦复如痴,何暇备言宫里事!

  初届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

  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

  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

  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燃烛。

  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

  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笛。

  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

  李谟压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

  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歌舞途路中。

  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

  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

  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

  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

  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

  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

  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

  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

  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

  舞榭攲倾基尚在,文窗窈窕纱犹绿。

  尘埋粉壁旧花钿,乌啄风筝碎珠玉。

  上皇偏爱临砌花,依然御榻临阶斜。

  蛇出燕巢盘斗拱,菌生香案正当衙。

  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

  晨光未出帘影动,至今反挂珊瑚钩。

  指似旁人因恸哭,却出宫门泪相续。

  自从此后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

  我闻此语骨悲,“太平谁致乱者谁?”

  翁言:“野父何分别,耳闻眼见为君说。

  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

  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

  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至公。

  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

  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

  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

  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痍。

  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

  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

  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

  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

  连昌宫,唐代皇帝行宫之一,高宗显庆三年(658)建,故址在河南府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西十九里。元和十三年(818),元稹在通州(州治在今四川达县)任司马,写下这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

  全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从“连昌宫中满宫竹”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宫边老人诉说连昌宫今昔变迁。

  前四句是一段引子,先从连昌宫眼前乱竹丛生,落花满地,一派幽深衰败的景象下笔,引出宫边老人。老人对作者的泣诉可分两层意思。

  第一层从“小年进食曾因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写连昌宫昔日的繁华盛况。

  寒食节,百姓禁烟,宫里却灯火辉煌。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望仙楼上通宵行乐。琵琶专家贺怀智作压场演奏,宦官高力士奉旨寻找著名歌女念奴进宫唱歌。邠王李承宁(二十五郎)吹管笛,笙歌响彻九霄。李谟傍靠宫墙按着笛子,偷学宫里新制的乐曲。诗人在描绘了一幅宫中行乐图后,又写玄宗回驾时万人夹道歌舞的盛况。

  第二层从“明年十月东都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安禄山叛军攻破东都洛阳,连昌宫从此荒废。安史乱平后,连昌宫也长期关闭,玄宗以后的五位皇帝都不曾来过。直到元和十二年,使者奉皇帝命来连昌宫砍竹子,在宫门开时老人跟着进去看了一会,只见荆榛灌木丛生,狐狸野兔恣纵奔驰,舞榭楼阁倾倒歪斜,一片衰败荒凉。安史乱后,玄宗依然下榻连昌宫,晚景凄凉。宫殿成为蛇燕巢穴,香案腐朽,长出菌蕈来。当年杨贵妃住的端正楼,如今物是人非,再不见倩影了。

  第二大段从“我闻此语心骨悲”至“努力庙谟休用兵”。通过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及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中称赞姚崇、宋璟作宰相秉公选贤任能,地方长官清平廉洁,因而出现了开元盛世。姚、宋死后,朝廷渐渐由杨贵妃操纵。安禄山在宫里被贵妃养作义子,虢国夫人门庭若市。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专权误国,终于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接着诗笔转而称赞当今宪宗皇帝大力削平藩镇叛乱,和平有望。结句,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旨:祝愿朝廷努力策划好国家大计,安定社稷,结束内战,不再用兵。

  这首诗针砭唐代时政,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奸相弄权误国;提出所谓“圣君贤卿”的政治理想。它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佚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认识意义。前代诗评家多推崇这首诗“有监戒规讽之意”,“有风骨”,把它和白居易《长恨歌》并称,同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

  这首《连昌宫词》在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显然受到当时传奇小说的影响。诗人既植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又不囿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虚构一些情节并加以艺术的夸张,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集中在一个典型环境中来描绘,写得异常鲜明生动,从而使主题具有典型意义。例如,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连昌宫中的一段生活,元稹就不是以历史家严格实录的“史笔”,而是用小说家创造性的“诗笔”来描摹的。据陈寅恪的考证,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没有一起去过连昌宫。诗中所写,不少地方是根据传闻加以想象而虚拟。如连昌宫中的所谓望仙楼和端正楼,实际上是骊山上华清宫的楼名。李谟偷曲事发生在元宵节前夕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并不是在寒食节夜里连昌宫墙旁。其他如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笛,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等,都不出现在寿安县的连昌宫内或宫前。元稹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的事件集中在连昌宫内来铺叙,并且还虚构一些情节,用以渲染安史之乱前所谓太平繁华的景象,突出主题思想。从诗的自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念奴唱歌、李谟偷曲等事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如此处理,实在是有意识地学习唐人传奇所常用的典型化方法来创作。这样一来,整首《连昌宫词》在某些细节上虽不符合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至于诗中说到平吴蜀、定淮西等历史事件,则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浓烈的现实感。

  这首诗的情节,写得真真假假,假中有真,真假相衬,互相对照。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在我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连昌宫词》有独自的风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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