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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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思宇)

  白云泉

  白云泉

  白居易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

  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天平山上白云泉”,起句即点出吴中的奇山丽水、风景形胜的精华所在。天平山在苏州市西二十里。“此山在吴中最为崷崪高耸,一峰端正特立”①,“巍然特出,群峰拱揖”②,岩石峻峭。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山腰依崖建有亭,“亭侧清泉,泠泠不竭,所谓白云泉也”③,号称“吴中第一水”④,泉水清洌而晶莹,“自白乐天题以绝句”,“名遂显于世”⑤。

  然而,这一名山胜水的优美景色在诗人眼帘中却呈现为:“云自无心水自闲”。白云随风飘荡,舒卷自如,无牵无挂;泉水淙淙潺流,自由奔泻,从容自得。诗人无意描绘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澈,却着意描写“云无心以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闲静雅致的神态。句中连用两个“自”字,特别强调云水的自由自在,自得自乐,逍遥而惬意。这里移情注景,景中寓情,“云自无心水自闲”,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至二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政务十分繁忙冗杂,“清旦方堆案,黄昏始退公。可怜朝暮景,消在两衙中”(《秋寄微之十二韵》),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与泉水,对照自己“心为形役”的情状,不禁产生羡慕的心情,一种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便油然而起:“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问清清的白云泉水,何必向山下奔腾飞泻而去,给纷扰多事的人世推波助澜!自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贬官江州司马后,济世的抱负和斗争的锐气渐渐减少,而“知足保和”、独善其身的思想则逐步增加。在苏州刺史任上,他深深感到“公私颇多事,衰惫殊少欢。迎送宾客懒,鞭笞黎庶难”(《自咏》),渴望能早日摆脱恼人的俗务。结尾两句流露出“既无可恋者,何以不休官”的情绪,集中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思想,表现了诗人后期人生观的一个侧面。

  这首七绝犹如一幅线条明快简洁的淡墨山水图。诗人并不注重用浓墨重彩描绘天平山上的风光,而是着意摹画白云与泉水的神态,将它人格化,使它充满生机、活力,点染着诗人自己闲逸的感情,给人一种饶有风趣的清新感。诗人采取象征手法,写景寓志,以云水的逍遥自由比喻恬淡的胸怀与闲适的心情;用泉水激起的自然波浪象征社会风浪,“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言浅旨远,意在象外,寄托深厚,理趣盎然。诗的风格平淡浑朴,清代田雯谓“乐天诗极清浅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古欢堂集》)这一评语正好道出了这首七绝的艺术特色。

  (何国治)

  悯农二首

  悯农二首

  李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字公垂。他不仅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之一,而且是写新乐府诗的最早实践者。元稹曾说过:“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又写了五十首,并改名《新乐府》。可见李绅创作的《新题乐府》对他们的影响。所谓“不虚为文”,不也就含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意思吗?可惜的是李绅写的《新乐府》二十首今已不传,不过,他早年所写的《悯农二首》(一称《古风二首》),亦足以体现“不虚为文”的精神。

  诗的第一首一开头,就以“一粒粟”化为“万颗子”具体而形象地描绘了丰收,用“种”和“收”赞美了农民的劳动。第三句再推而广之,展现出四海之内,荒地变良田,这和前两句联起来,便构成了到处硕果累累,遍地“黄金”的生动景象。“引满”是为了更有力的“发”,这三句诗人用层层递进的笔法,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巨大贡献和无穷的创造力,这就使下文的反结变得更为凝重,更为沉痛。“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罗隐《雪》)是的,丰收了又怎样呢?“农夫犹饿死”,它不仅使前后的内容连贯起来了,也把问题突出出来了。勤劳的农民以他们的双手获得了丰收,而他们自己呢,还是两手空空,惨遭饿死。诗迫使人们不得不带着沉重的心情去思索:是谁制造了这人间的悲剧?答案是很清楚的。诗人把这一切放在幕后,让读者去寻找,去思索。要把这两方综合起来,那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替富者生产了惊人作品(奇迹),然而,劳动替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替劳动者生产了洞窟。劳动生产了美,但是给劳动者生产了畸形。”

  第二首诗,一开头就描绘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依然在田里劳作,那一滴滴的汗珠,洒在灼热的土地上。这就补叙出由“一粒粟”到“万颗子”,到“四海无闲田”,乃是千千万万个农民用血汗浇灌起来的;这也为下面“粒粒皆辛苦”撷取了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可谓一以当十。它概括地表现了农民不避严寒酷暑、雨雪风霜,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本来粒粒粮食滴滴汗,除了不懂事的孩子,谁都应该知道的。但是,现实又是怎样呢?诗人没有明说,然而,读者只要稍加思索,就会发现现实的另一面:那“水陆罗八珍”的“人肉的筵宴”,那无数的粮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的罪恶和那“船中养犬长食肉”的骄奢。可见,“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无病的呻吟;它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但又不仅以它的说服力取胜,而且还由于在这一深沉的慨叹之中,凝聚了诗人无限的愤懑和真挚的同情。

  李绅当然不懂得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道理,但是,我们从几十年之后唐末农民起义的“天补平均”的口号中,便不难看出这两首诗在客观上是触及到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

  《悯农二首》不是通过对个别的人物、事件的描写体现它的主题,而是把整个的农民生活、命运,以及那些不合理的现实作为抒写的对象。这对于两首小诗来说,是很容易走向概念化、一般化的,然而诗篇却没有给人这种感觉,这是因为作者选择了比较典型的生活细节和人们熟知的事实,集中地刻画了那个畸形社会的矛盾,说出了人们想要说的话。所以,它亲切感人,概括而不抽象。

  诗人还用虚实结合、相互对比、前后映衬的手法,增强了诗的表现力。因此它虽然是那么通俗明白,却无单调浅薄之弊,能使人常读常新。在声韵方面诗人也很讲究,他采用不拘平仄的古绝形式,这一方面便于自由地抒写;另一方面也使诗具有一种和内容相称的简朴厚重的风格。两首诗都选用短促的仄声韵,读来给人一种急切悲愤而又郁结难伸的感觉,更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

  (赵其钧)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柳宗元

  海畔尖山似剑芒,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

  读柳宗元这首诗,给我们的印象是:诗人通过奇异的想象,独特的艺术构思,把埋藏在心底的郁抑之情,不可遏止地尽量倾吐了出来;它的抒情方式,是属于严羽《沧浪诗话》里所说的“沈著痛快”一类。这在唐人绝句中是不多见的。

  我们知道,柳宗元是个具有远大抱负的进步诗人。早年他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积极进行政治活动。不幸失败,贬为永州司马。十年之后,又被分发到更遥远的边荒之地的柳州。这诗便是他任柳州刺史时所作。当时,他正当壮盛之年,“一斥不复,群飞刺天”(韩愈《祭柳子厚文》),政治上不断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使得他心情愤激不平,终年生活在忧危愁苦之中。《新唐书》本传说他“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这诗里一连串的奇异的想象,正是他那“堙厄感郁”心情的写照。

  他之所以“自放山泽间”,为的是借山水以消遣愁怀;然而借山水以消遣愁怀,如同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怀消愁愁更愁。”特别是那秋天季节,草木变衰,自然界一片荒凉,登山临水,触目伤怀,更使人百端交感,愁肠欲断。诗人从肠断这一意念出发,于是耸峙在四周围的崇山峻岭,着眼点就在于它的巉削陡峭,在于它的“尖”,从而使群山的形象,转化为无数利剑的锋芒,这“愁肠”仿佛就是被它们割断似的。说“海畔尖山”,正以见地处西南滨海,去故乡之远。身在贬所,“望故乡”而不能归,当然是痛苦的;然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古乐府《悲歌行》),却又能从痛苦中得到某种满足。于是在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情的支配下,他就尽情的望去,唯恐其望得不够。这无数的象“剑芒”一样的“尖山”,山山都可以望故乡,可是自己只有一个身子,一双眼睛,该怎么办呢?柳宗元是精通佛典的,而和他一同看山的浩初上人,便是龙安海禅师的弟子。佛经中不是有“化身”的说法吗?在一种微妙的启示下,于是他就想入非非,想到“化身千亿”了。

  在这首诗里,诗人就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形象思维来揭示其内心世界的。

  诗题标明“寄京华亲故”。“望故乡”而“寄京华亲故”,意在诉说自己惨苦的心情、迫切的归思,希望在朝旧交能够一为援手,使他得以孤死首丘,不至葬身瘴疠之地。

  苏轼论唐人诗,以柳宗元和韦应物相提并论,指出他们的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见《书黄子思诗集后》)王士祯也说:“风怀澄澹推韦柳。”“简古”、“澹泊”或“澄澹”,乃是柳诗意境风格的一个方面,虽然是其主要的方面,但并不能概括柳诗的全貌。柳诗自有其别调。他的诗,象悬崖峻谷中凛冽的潭水,经过冲沙激石、千回百折的过程,最后终于流入险阻的绝涧,渟滀到彻底的澄清。冷冷清光,鉴人毛发;岸旁兰芷,散发着幽郁的芬芳。但有时山洪陡发,瀑布奔流,会把它激起跳动飞溅的波澜,发出凄厉而激越的声响,使人产生一种魂悸魄动的感觉。此诗中诗人跳动飞溅的情感波澜无法抑制,恰如“山洪陡发,瀑布奔流”,奔迸而出,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马茂元)

  重别梦得

  重别梦得

  柳宗元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元和九年(814),柳宗元和刘禹锡同时奉诏从各自的贬所永州、朗州回京,次年三月又分别被任为远离朝廷的柳州刺史和连州刺史,一同出京赴任,至衡阳分路。面对古道风烟,茫茫前程,二人无限感慨,相互赠诗惜别。《重别梦得》是柳宗元赠给刘禹锡三首诗中的一首。

  这首诗写临岐叙别,情深意长,不着一个愁字,而在表面的平静中蕴蓄着深沉的激愤和无穷的感慨。“二十年来万事同”,七个字概括了他与刘禹锡共同经历的宦海浮沉、人世沧桑。二人在贞元九年(793)同时进士及第,踏上仕途,迄今已度过了二十二个春秋。二十多年来,他们在永贞改革的政治舞台上“谋议唱和”、力革时弊,后来风云变幻,二人同时遭难,远谪边地;去国十年以后,二人又一同被召回京,却又再贬远荒。共同的政治理想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造成了这一对挚友“二十年来万事同”的坎坷遭遇。然而使诗人慨叹不已的不仅是他们个人出处的相同,还有这二十年来朝廷各种弊政的复旧,刘禹锡深深理解柳宗元的这种悲哀,所以在答诗中抒发了同样的感慨:“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他们早年的政治革新白白付之东流,今朝临岐执手,倏忽之间又将各自东西,抚今追昔,往事不堪回首。“今朝”二字写出了诗人对最后一刻相聚的留恋,“忽”字又点出诗人对光阴飞逝、转瞬别离的惊心。“西东”非一般言别套语,而是指一去广东连县,一去广西柳州,用得正切实事。

  由于是再度遭贬,诗人似乎已经预感到这次分别很难再有重逢的机会,便强忍悲痛,掩藏了这种隐约的不祥预感,而以安慰的口气与朋友相约:如果有一天皇帝开恩,准许他们归田隐居,那么他们一定要卜舍为邻,白发相守,度过晚年。这两句粗看语意平淡,似与一般歌咏归隐的诗歌相同,但只要再看看《三赠刘员外》中,诗人又一次问刘禹锡:“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就可以明白诗人与刘禹锡相约归田为邻的愿望中深蕴着难舍难分的别愁离恨和生死与共的深情厚谊。身处罻罗①之中而向往遗世耦耕②,是封建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碰壁以后唯一的全身远祸之道和消极抗议的办法。因此这“皇恩”二字便自然流露了某种讥刺的意味。“若许”二字却说明目前连归田亦不可得,然而诗人偏偏以这样的梦想来安慰分路的离愁,唯其如此,诗人那信誓旦旦的语气也就更觉凄楚动人。

  这首诗以直抒离情构成真挚感人的意境,寓复杂的情绪和深沉的感慨于朴实无华的艺术形式之中。不言悲而悲不自禁,不言愤而愤意自见。语似质直而意蕴深婉,情似平淡而低徊郁结。苏东坡赞柳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这也正是这首小诗的主要特色。

  (葛晓音)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柳宗元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是首抒情诗。赋中有比,象中含兴,展现了一幅情景交融的动人图画,而抒情主人公的神态和情怀,也依稀可见。这情怀,是特定的政治斗争环境所触发的。

  公元八○五年,唐德宗李适死,太子李诵(顺宗)即位,改元永贞,重用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人物,但由于保守势力的反扑,仅五个月,“永贞革新”就遭到残酷镇压。王叔文、王伾被贬斥而死,革新派的主要成员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分别谪降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直到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初,柳宗元与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等五人才奉诏进京。但当他们赶到长安时,朝廷又改变主意,竟把他们分别贬到更荒远的柳州、漳州、汀州、封州和连州为刺史。这首七律,就是柳宗元初到柳州之时写的。

  全诗先从“登柳州城楼”写起。首句“城上高楼”,于“楼”前着一“高”字,立身愈高,所见愈远。作者长途跋涉,好容易才到柳州,却急不可耐地登上高处,为的是要遥望战友们的贬所,抒发难于明言的积愫。“接大荒”之“接”字,是说城上高楼与大荒相接,乃楼上人眼中所见。于是感物起兴,“海天愁思正茫茫”一句,即由此喷涌而出,展现在诗人眼前的是辽阔而荒凉的空间,望到极处,海天相连。而自己的茫茫“愁思”,也就充溢于辽阔无边的空间了。这么辽阔的境界和这么深广的情意,作者却似乎毫不费力地写入了这第一联,摄诗题之魂,并为以下的逐层抒写展开了宏大的画卷。

  第二联“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写的是近处所见。惟其是近景,见得真切,故写得细致。就描绘风急雨骤的景象而言,这是“赋”笔,而赋中又兼有比兴。屈原《离骚》有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又云:“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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