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阳白发人
上阳白发人
白居易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
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
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上阳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
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
这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第七首，是一首著名的政治讽谕诗。诗的标题下，作者注云：“愍怨旷也。”古时，称成年无夫之女为怨女，成年而无妻之男为旷夫。这里“怨旷”并举，实际写的只是怨女，是指被幽禁在宫延中的可怜女子。原诗前另有一小序说：“天宝五载以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上阳，指当时东都洛阳的皇帝行宫上阳宫。
诗中没有一般化地罗列所谓“后宫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选取了一个终生被禁锢的宫女做为典型，不写她的青年和中年，而是写她的垂暮之年，不写她的希望，而是写她的绝望之情。通过这位老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极形象而又富有概括力地显示了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行径。
开头八句，以简洁的素描，勾勒了上阳宫的环境和老宫女的身世。上阳宫已没有往日的豪华，再不见喧赫的车马，更没有轻妙的歌舞，诗人看到的是绿衣监使严密监守下一闭多少春的宫门，上阳宫死一般的沉寂，简直象一座监狱，一座活坟墓。诗人以无限忧郁、哀叹的调子，弹出了全篇作品的主旋律。上阳女子由年仅十六的妙龄少女变成白发苍苍的六十老人，在深宫内院幽禁了四十四年，当时被采择进宫的同命运的女子，如今都已春华秋草般地被摧折而凋零殆尽了，活在世上的只剩下她一人了。从“残此身”的“残”（余剩）字中，透露出一种十分悲苦之情。
“忆昔”以下八句，转入对往事的追忆，重现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在被胁迫离家入宫时，那种与亲人告别的悲恸场面。据记载，唐天宝末年，朝廷专设所谓“花鸟使”，到民间专为皇帝密采美女。这个上阳女，被掠夺离开亲人时，连哭都不准哭。“皆云入内便承恩”，实际上只是哄骗之词，结果连君王的面也未得见，就被当时专宠、嫉妒的杨妃，瞒着皇帝把她暗地里打入冷宫。
“秋夜长”、“春日迟”两节，以两个具体场景，极写上阳女子一生被幽禁的凄怨生活。作者先以情景交融的手法写秋夜：秋风，暗雨，残灯，空房，长夜不寐，形影相吊。这里，环境的凄凉、冷落与主人公内心的寂寞、孤苦融合在一起，写景与抒情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制造出一种浓郁的悲剧气氛。接着以情景映衬的手法来写春日：春光里，绕梁燕子双双飞，宫中黄莺自在啼，衬托了这个宫女被遗弃，被监禁，不得自由，愁苦寂寞的心情。黄莺动人的鸣叫，本会引起人们的无限欣喜、高兴，可是却“愁厌闻”；梁燕成双作对地同飞同栖，会引起一个年轻女子的羡慕、向往，甚至嫉妒，可是对于这位老宫女，却再也惹动不起这种感情。这是十分委婉含蓄而又深刻细致的心理刻画。“梁燕双栖老休妒”的“休妒”二字，有着深沉的内容，在它的后面，分明包含了一个辛酸的过程。“休妒”，不是简单的不妒，而正说明年年妒，月月妒，直至今天才“休妒”。它包含了上阳宫女由希望到失望以至绝望的悲惨一生。这句话和前面的“宫莺百啭愁厌闻”，后面的“春往秋来不计年”相对照，正表现了上阳宫女在残酷折磨下对生活、对爱情、对一切都失去信心和乐趣，心灰意懒，昏昏度日的麻木状态。她深锁宫中，既嫌“秋夜长”，又怨“春日迟”：天明盼着天黑，“日迟独坐天难暮”；天黑又盼着天明，“夜长无寐天不明”。青春在消亡，生命在无声中泯灭，春去秋来，年复一年，究竟流走多少年月，已经恍惚难记。百无聊赖之中，只有望月长叹：“惟向宫中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惟”字写出主人公的孤寂：“东西”二字指月亮的东升西落，写出主人公从月出东方一直望到月落西天，长年累月，彻夜不眠，在痛苦中熬煎。
出人意料的是，在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寂寞苦闷的心情之后，诗中主人公却以貌似轻松的口吻，对自己发出了嘲笑。由于“年最老”，得到了“大家”（内宫对皇帝的习称）的恩典，从京都长安发旨到洛阳上阳宫，“遥赐”给“女尚书”的空衔，可是，以垂暮之年，担着一个所谓“尚书”的虚名，能抵偿一个人一生被幽禁的悲哀吗？这恰恰证明了“皇恩”的极端虚伪。接着，她对自己的妆束进行嘲讽：外面已是“时世宽装束”了，描眉也变成短而阔了，而她还是“小头鞋”，“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一幅天宝末年的打扮，无怪她要自嘲道：“外人不见见应笑”，其中无疑是饱含着眼泪的。这也许不符合一般生活逻辑，然而却是生活的真实。同是悲哀，不一定都痛哭流涕；同是愤怒，不一定都横眉竖目。悲哀时可能笑，快乐时可能哭；有人倾诉苦难，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有人却把痛苦拿来消遣，愤世嫉俗。这里以貌似轻松的自我解嘲的口吻，表现主人公沉痛的感情，把她悲痛到无以复加的接近变态的心理刻画尽致。
诗的尾声部分，用感叹的情调和调谕的语词，写出诗人的一片恻隐胸怀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理想，显示出诗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良苦用心。
这首诗，语言通俗浅易，具有民歌的风调。它采用“三三七”的句式，和“顶针”等句法，音韵转换灵活，长短句式错落有致。诗中熔叙事、抒情、写景、议论于一炉，描述生动形象，很有感染力，在唐代以宫女为题材的诗歌中，堪称少有的佳作。
（褚斌杰王振汉）
杜陵叟
杜陵叟
白居易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
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牓乡村。
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江南广大地区和长安周围，遭受严重旱灾。这时白居易新任左拾遗，上疏陈述民间疾苦，请求“减免租税”，“以实惠及人”。唐宪宗总算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请，还下了罪己诏；但实际上不过是搞了个笼络人心的骗局。为此，白居易写了《轻肥》和这首《杜陵叟》。
这首诗在禾穗青乾，麦苗黄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上展现出两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一个是，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灾民们“典桑卖地纳官租”；接着的一个是，在“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里胥才慢腾腾地来到乡村，宣布“免税”的“德音”，让灾民们感谢皇帝的恩德。
诗人说他的这首诗是“伤农夫之困”的。“杜陵叟”这个典型所概括的，当然不仅是杜陵一地的“农夫之困”，而是所有农民的共同遭遇。由于诗人对“农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当写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的时候，无法控制自己的激情，改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用“杜陵叟”的口气，痛斥了那些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不顾农民死活的“长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作为唐王朝的官员，敢于如此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不能不使我们佩服他的勇气。而他塑造的这个“我”的形象，以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处境和反抗精神而闪耀着永不熄灭的艺术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
正面写“长吏”只用了两句诗，但由于先用灾情的严重作铺垫，后用“我”的控诉作补充，中间又揭露了封建社会最本质的东西，所以着墨不多而形象凸现，且有高度的典型性。“明知”农民遭灾，却硬是“不申破”，甚至美化现实以博取皇帝的欢心，这个长吏不是很有典型性吗？“明知”夏秋两熟，颗粒未收，农民已在死亡线上挣扎，却硬是“急敛暴征求考课”，这不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最本质的东西吗？
从表面上看，诗人鞭挞了长吏和里胥，却歌颂了皇帝。然而细绎全诗，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长吏的揭露，集中到“求考课”；对于里胥的刻画，着重于“方到门”：显然是有言外之意的。考课者，考核官吏的政绩也。既然长吏们“急敛暴征”是为了追求在考课中名列前茅，得以升官，那么，考课的目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里胥”有多大的权力，竟敢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方到门”来宣布“免税”的“德音”，难道会没有人支持吗？事情很清楚：“帝心恻隐”是假，用考课的办法鼓励各级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诗人能怀着“伤农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通过笔下的艺术形象予以揭露，是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当灾荒严重的时候，由皇帝下诏免除租税，由地方官加紧勒索，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乃是历代统治者惯演的双簧戏。苏轼在《应诏言四事状》里指出“四方皆有‘黄纸放而白纸催’之语”（在唐代，皇帝的诏书分两类：重要的用白麻纸写，叫“白麻”；一般的用黄麻纸写，叫“黄麻”。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后，范成大在《后催租行》里所写的“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朱继芳在《农桑》里所写的“淡黄竹纸说蠲逋，白纸仍科不嫁租”，就都是这种双簧戏。而白居易，则是最早、最有力地揭穿了这种双簧戏的现实主义诗人。
（霍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