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州腊夜
桂州腊夜
戎昱
坐到三更尽，归仍万里赊。
雪声偏傍竹，寒梦不离家。
晓角分残漏，孤灯落碎花。
二年随骠骑，辛苦向天涯。
戎昱在广德至大历年间，先后在荆南卫伯玉、湖南崔瓘幕下任职，大历后期宦游到桂州（州治今广西桂林），任桂管防御观察使李昌巙的幕宾。此诗是他到了桂州第二年的岁暮写的，抒发腊夜怀乡思归之情。
开头两句写除夕守岁，直坐到三更已尽。这是在离乡万里，思归无计的处境中独坐到半夜的。一个“尽”字，一个“赊”字，对照写出了乡思的绵长，故乡的遥远。一个“仍”字，又露透出不得已而滞留他乡的凄凉心境。
三四两句写三更以后诗人凄然入睡，可是睡不安稳，进入了一种时梦时醒的蒙眬境地。前句说醒，后句说睡。“雪声偏傍竹”，雪飘落在竹林上，借着风传进一阵阵飒飒的声响，在不能成眠的人听来，就特别感到孤方凄清。这把南寂寒夜的环境气氛渲染得很足。那个“偏”字，更细致地刻画出愁人对这种声响所特有的心灵感受，似有怨恼而又无可奈何。“寒梦不离家”，在断断续续的梦中，总是梦到家里的情景。在“梦”之前冠一“寒”字，不仅说明是寒夜做的梦，而且反映了诗人心理上的“寒”，就使“梦”带上了悄怆的感情色彩。
五六句叙时断时续的梦大醒以后再不能入睡时的情形。“晓角分残漏”。写所闻。古代用滴漏计时，夜间凭漏刻传更，残漏指夜将残尽时的更鼓声。天亮后号角一响，更鼓声歇，表明长夜过去，清晨来临。“分”，是以听觉上的不同，反映时间上的划分，透露了诗人梦断以后闻角声以前，一直眼睁睁地躺在床上耳闻更声，其凄苦之情可知。“孤灯落碎花”写所见，青灯照壁，诗人长时间地望着那盏孤零零的昏暗油灯掉落着断碎的灯花。“孤”字既表现了诗人环境的冷清，也反映了他主观感受上的寂寞。此联通过一闻一见，把作者的乡思表现得含而不露，情在词外。
“二年随骠骑，辛苦向天涯。”最后一联和首联相呼应，点出离家万里，岁暮不归的原因，收结全诗。骠骑，是骠骑将军的简称，汉代名将霍去病曾官至骠骑将军，此处借指戎昱的主帅桂管防御观察使李昌巙.这首诗写了除夕之夜由坐至睡、由睡至梦、由梦至醒的过程，对诗中所表现的乡愁并没有说破，可是不点自明。特别是中间两联，以渲染环境气氛，来衬托诗人的心境，艺术效果很强。那雪落竹林的凄清音响，回归故里的断续寒梦，清晓号角的悲凉声音，以及昏黄孤灯的断碎余烬，都暗示出主人公长夜难眠、悲凉落寞、为思乡情怀所困的情景，表现了此诗含蓄隽永、深情绵邈的艺术风格。
（吴小林）
高適●燕歌行
高適●燕歌行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燕歌行》不仅是高適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作，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727），高適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作》）。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適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的主旨是谴责在皇帝鼓励下的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败，使广大兵士受到极大的痛苦和牺牲。诗人写的是边塞战争，但重点不在于民族矛盾，而是同情广大兵士，讽刺和愤恨不恤兵士的将军。
全诗以非常浓缩的笔墨，写了一个战役的全过程：第一段八句写出师，第二段八句写战败，第三段八句写被围，第四段四句写死斗的结局。各段之间，脉理绵密。
诗的发端两句便指明了战争的方位和性质，见得是指陈时事，有感而发。“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貌似揄扬汉将去国时的威武荣耀，实则已隐含讥讽，预伏不文。樊哙在吕后面前说：“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便斥责他当面欺君该斩。（见《史记。季布传》）所以，这“横行”的由来，就意味着恃勇轻敌。唐汝询说：“言烟尘在东北，原非犯我内地，汉将所破特余寇耳。盖此辈本重横行，天子乃厚加礼貌，能不生边衅乎？”（《唐诗解》卷十六）这样理解是正确的。紧接着描写行军：“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透过这金鼓震天、大摇大摆前进的场面，可以揣知将军临战前不可一世的骄态，也为下文反衬。战端一启，“校尉羽书飞瀚海”，一个“飞”字警告了军情危急：“单于猎火照狼山”，犹如“看明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张孝祥《六州歌头》）不意“残贼”乃有如此威势。从辞家去国到榆关、碣石，更到瀚海、狼山，八句诗概括了出征的历程，逐步推进，气氛也从宽缓渐入紧张。
第二段写战斗危急而失利。落笔便是“山川萧条极边土”，展现开阔而无险可凭的地带，带出一片肃杀的气氛。“胡骑”迅急剽悍，象狂风暴雨，卷地而来。汉军奋力迎敌，杀得昏天黑地，不辨死生。然而，就在此时此刻，那些将军们却远离阵地寻欢作乐：“美人帐下犹歌舞！”这样严酷的事实对比，有力地揭露了汉军中将军和兵士的矛盾，暗示了必败的原因。所以紧接着就写力竭兵稀，重围难解，孤城落日，衰草连天，有着鲜明的边塞特点的阴惨景色，烘托出残兵败卒心境的凄凉。“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回应上文，汉将“横行”的豪气业已灰飞烟灭，他的罪责也确定无疑了。
第三段写士兵的痛苦，实是对汉将更深的谴责。应该看到，这里并不是游离战争进程的泛写，而是处在被围困的险境中的士兵心情的写照。“铁衣远戍辛勤久”以下三联，一句征夫，一句征夫悬念中的思妇，错综相对，离别之苦，逐步加深。城南少妇，日夜悲愁，但是“边庭飘飖那可度？”蓟北征人，徒然回首，毕竟“绝域苍茫更何有！”相去万里，永无见期，“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更那堪白天所见，只是“杀气三时作阵云”；晚上所闻，惟有“寒声一夜传刁斗”，如此危急的绝境，真是死在眉睫之间，不由人不想到把他们推到这绝境的究竟是谁呢？这是深化主题的不可缺少的一段。
最后四句总束全篇，淋漓悲壮，感慨无穷。“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最后士兵们与敌人短兵相接，浴血奋战，那种视死如归的精神，岂是为了取得个人的功勋！他们是何等质朴、善良，何等勇敢，然而又是何等可悲呵！
诗人的感情包含着悲悯和礼赞，而“岂顾勋”则是有力地讥刺了轻开边衅，冒进贪功的汉将。最末二句，诗人深为感慨道：“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八九百年前威镇北边的飞将军李广，处处爱护士卒，使士卒“咸乐为之死”。这与那些骄横的将军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诗人提出李将军，意义尤为深广。从汉到唐，悠悠千载，边塞战争何计其数，驱士兵如鸡犬的将帅数不胜数，备历艰苦而埋尸异域的士兵，更何止千千万万！可是，千百年来只有一个李广，怎不教人苦苦地追念他呢？杜甫赞美高適、岑参的诗：“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高使君、岑长史三十韵》）此诗以李广终篇，意境更为雄浑而深远。
全诗气势畅达，笔力矫健，经过惨淡经营而至于浑化无迹。气氛悲壮淋漓，主意深刻含蓄。“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诗人着意暗示和渲染悲剧的场面，以凄凉的惨状，揭露好大喜功的将军们的罪责。尤可注意的是，诗人在激烈的战争进程中，描写了士兵们复杂变化的内心活动，凄恻动人，深化了主题。全诗处处隐伏着鲜明的对比。从贯串全篇的描写来看，士兵的效命死节与汉将的怙宠贪功，士兵辛苦久战、室家分离与汉将临战失职，纵情声色，都是鲜明的对比。而结尾提出李广，则又是古今对比。全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二句最为沈至”（《唐宋诗举要》引吴汝纶评语），这种对比，矛头所指十分明显，因而大大加强了讽刺的力量。
《燕歌行》是唐人七言歌行中运用律句很典型的一篇。全诗用韵依次为入声“职”部、平声“删”部、上声“麌”部、平声“微”部、上声“有”部、平声“文”部，恰好是平仄相间，抑扬有节。除结尾两句外，押平韵的句子，对偶句自不待言，非对偶句也符合律句的平仄，如“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碍石间”；押仄韵的句子，对偶的上下句平仄相对也是很严整的，如“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这样的音调之美，正是“金戈铁马之声，有玉磐鸣球之节”（《唐风定》卷九邢昉评语）。
（徐永年）
人日寄杜二拾遗
人日寄杜二拾遗
高適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
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这是高適晚年诗作中最动人的一篇。杜甫接到这首诗时，竟至“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
这首怀友思乡的诗之所以感人，主要是它饱含着特定的历史内容，把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紧密连结起来了。高適和杜甫早在开元末年就成了意气相投的朋友，又同样落魄不偶。安史乱起，高適在玄宗、肃宗面前参预重要谋略，被赏识，境遇比杜甫好得多，曾任淮南节度使，平定永王璘的叛乱。由于“负气敢言”，遭到内臣李辅国等的谗毁，被解除兵权，留守东京。乾元二年（759），出为彭州刺史。同年年底，杜甫流离转徙，到达成都，高適写立即从彭州寄诗问讯，馈赠粮食。上元元年（760），高適改任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庆）刺史，杜甫从成都赶去看望。这时，高適年将六十，杜甫也将五十，他乡遇故知，短暂的聚会，更加深了别后的相思。到了上元二年人日这天，高適了这诗，寄到成都草堂。
全诗每四句一段，共分三段。每段换韵，开头是平声阳韵，中间是仄声御韵，末段是平声真韵。
“人日题诗寄草堂”，起句便单刀直入点题。“遥怜故人思故乡”，“遥怜”的“怜”，正是表示二人感情的字眼，通篇都围绕这“怜”字生发展开。“思故乡”，既是从自己说，也是从杜甫说，满目疮痍的中原，同是他们的故乡。紧接着“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便是这思乡情绪的具体形容。春天到时，柳叶萌芽，梅花盛开，应该是令人愉悦的，但在飘泊异地的游子心中，总是容易撩动乡愁，而使人“不忍见”，一见就“断肠”，感情不能自己了。
中间四句是诗意的拓展和深化，有不平，有忧郁，又有如大海行舟、随波飘转、不能自主的渺茫与怅惘，感情是复杂的。换用仄声韵，正与内容十分协调。
“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预”是参预朝政之意。当时国家多难，干戈未息，以高適的文才武略，本应参预朝廷大政，建树功业，可是偏偏远离京国，身在南蕃。尽管如此，诗人的爱国热忱却未衰减，面对动荡不已的时局，自然是“心怀百忧复千虑”了。当时，不仅安史叛军在中原还很猖獗，即就蜀中局势而言，也并不平静，此诗写后的两三个月，便发生了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乱。这“百忧千虑”，也正是时局艰难的反映。杜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叹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时略”，是很深刻地领会到高適这种复杂情思的。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这意思正承百忧千虑而来，身当乱世，作客他乡，今年此时，已是相思不见，明年又在何处，哪能预料呢？此忧之深，虑之远，更说明国步艰难，有志莫申。深沉的感喟中，隐藏了内心多少的哀痛！
瞻望未来，深感渺茫，回顾往昔，又何尝事皆前定呢？这就自然地逗出了末段。“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诗人早年曾隐身“渔樵”（《封丘作》），生活虽困顿，却也闲散自适，哪会知道今天竟辜负了随身的书剑，老于宦途风尘之中呢？“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这是说自己老迈疲癃之身，辱居刺史之位，国家多事而无所作为，内心有愧于到处飘泊流离的友人。这“愧”的内涵是丰富的，它蕴含着自己匡时无计的孤愤，和对友人处境深挚的关切。这种“愧”，更见得两人交谊之厚，相知之深。
这首诗，没有华丽夺目的词藻，也没有刻意雕琢的警句，有的只是浑朴自然的语言，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那抑扬变换的音调，很好地传达了起伏跌宕的感情。象这种“直举胸情，匪傍书史”的佳作，可算是汉魏风骨的嗣响。
（徐永年）
封丘作
封丘作
高適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悲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高適早年闲散困顿，直到天宝八载（749），将近五十岁时，才因宋州刺史张九皋的推荐，中“有道科”。中第后，却只得了个封丘县尉的小官，大失所望。这首诗就作于封丘任上，这是诗人发自肺腑的自白，揭示了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出仕之后又强烈希望归隐的衷曲。
开头四句高亢激越，这是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怎甘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呢！他不由怀念起当年在孟诸（古泽薮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混迹渔樵”、自由自在的生活。“乍可”“宁堪”相对，突出表现了诗人醒悟追悔和愤激不平的心情。不需要烦琐的描绘，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形象便突兀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
“只言”以下四句，紧接“宁堪作吏风尘下”，加以申述发挥，感情转向深沉，音调亦随之低平。诗人素怀鸿鹄之志：“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到封丘作县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当初只以为邑小官闲，哪知道一进公门，便是自投罗网，种种令人厌烦的公事，都有规定的章程和期限，约束人不得自由。更受不了的还有“拜迎长官”、“鞭挞黎庶”时的难堪，这对高適是莫大的屈辱，安得不“心欲碎”、“令人悲”呢？这两句诗可见诗人洁身自爱的操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对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愤实在难以自抑，那就回家向亲人诉说诉说吧。不料妻室儿女竟都不当一回事，反而责怪自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自己严肃认真的态度倒反成了笑料，这岂不是更可悲吗？家人的“笑”，正反衬出诗人的迂阔真率，不谙世事。既然如此，只好弃此微官，遂我初服：“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还是抛弃世情，归隐躬耕去吧！
然而，眼前还是思归而不得归：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受命为官，一时又还交卸不了。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位，一个小小的县尉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汉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诚效忠，屡次上书，结果还是徒劳，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赋《归去来》的陶潜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適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造语挺拔。此诗很能体现这个特点。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扣紧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称心而言，一气贯注，肝胆照人，正是这诗感动读者的力量所在。全诗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开头四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从客观现实申述不堪作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作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为散行，三四句是对偶。如此交互为用，经纬成文，既流动，又凝重；四段连结，造成反复回环的旋律。对偶的一联中，不仅字面对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没有意思重复的合掌，显得整饬精炼；更因虚词的承接照应，诗意联贯而下，语势生动自然，成为很好的流水对，读来便觉气势流转，绝无板滞之病。全诗每段一韵，依次为：仄声马韵、平声支韵、仄声纸韵、平声灰韵。这样平仄相间，抑扬鲜明，随着诗的感情变化，音韵也起落有势，增加了声调的美感。
（徐永年）
别韦参军
别韦参军
高適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
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
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
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高適二十岁入京，是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13），正是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表面上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实际上皇帝已开始倦于政事，统治集团日见腐化，诗人凭“书剑”本领入仕已不可能，不得不离京自谋出路，客游梁宋。开元二十三年，宋州刺史张九皋荐举诗人就试于“有道科”，这诗便是诗人离梁宋而就试于京师时写的。韦参军是宋州刺史下属官员，与诗人交往很深。
诗的前八句，写诗人闯荡京师、客游梁宋、落拓失意的真实经历。那时他年纪轻轻，自负文才武略，以为取得卿相是指日可待的事。三言两语，写出了诗人聪明、天真、自负的性格特征。但现实遭遇又是怎样呢？他理想中的君主，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安乐窝里。“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说国家风教鼎盛，超过了三皇五帝，朝廷礼乐遍及四海之内。这两句，貌似颂扬，实含讽意；下两句“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就是似褒实贬的注脚。干谒“明主”不成，只好离开京师。但到什么地方去呢？回家吧，“归来洛阳无负郭”，家中根本没有多少产业。故诗人不得不带全家到河南商丘一带谋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汉代梁孝王曾在商丘一带筑兔苑，开雁池，作为歌舞游冶之所，诗中借古迹代地名，是说自己在这里种田捕鱼，生计艰难。不说“捕鱼”而说“垂钓”，暗用姜太公“渭水垂钓”故事，说明自己苦闷地等待着朝廷的任用。
后十句是写与韦参军的离别，生动地描写了他们之间的深挚友谊和难舍之情。“世人遇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这两句，看似寻常，其中暗含了作者的辛酸遭遇和对韦参军的感激之情。“且喜百年见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说他们的友谊经过长期考验，韦参军经常接济自己，从未以“家贫”为辞借口推却过。“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白日晚”见其日夕相处：“杨柳春”见其既游且歌。这样的友情，怎么能舍得分开呢？“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惊心神”三字，写出了与朋友相别时的痛楚之状。但为事业、前程计，又不得不别，因而劝慰朋友：“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这首诗写得肝胆刻露，字字情真。一般写诗要求语忌直出，脉忌外露。但这绝不是否定率直的抒情。“忌直”是为了“深化”感情，率直是为了将实情写得更“真”，二者似迥异而实相通。高適此作直吐深情，写苦不见颓靡之态，惜别仍发豪放之情，快人快语，肝胆相照，表现出主人公鲜明的个性特征，因而能以情动人，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此诗基本上采取了长篇独白的方式，“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诗中又多用偶句和对比，讲究音韵，读来音情顿挫，雄浑奔放，具有流美婉转的韵致。
（傅经顺）
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
赋得还山吟送沈四山人
高適
还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还山识君心。
人生老大须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
山间偃仰无不至，石泉淙淙若风雨，桂花松子常满地。
卖药囊中应有钱，还山服药又长年。
白云劝尽杯中物，明月相随何处眠？
眠时忆问醒时事，梦魂可以相周旋。
当时名士沈千运，吴兴（今属江苏）人，排行第四，时称“沈四山人”、“沈四逸人”。天宝年间，屡试不中，曾干谒名公（见《唐才子传》），历尽沉浮，饱尝炎凉，看破人生和仕途，约五十岁左右隐居濮上（今河南濮阳南濮水边），躬耕田园。他明白说道：“栖隐非别事，所愿离风尘。……何者为形骸？谁是智与仁？寂寞了闲事，而后知天真。”（《山中作》）在“终南捷径”通达的唐代，他倒是一位知世独行的真隐士。
约于天宝六载（747）秋，高適游历淇水时，曾到濮上访问沈千运，结为知交，有《赠沈四逸人》叙其事（见刘开扬《高適诗集编年笺注》）。这首送沈还山的赠别诗，以知交的情谊，豪宕的胸襟，洒脱的风度，真实描绘沈千运自食其力、清贫孤苦的深山隐居生活，亲切赞美他的清高情怀和隐逸志趣。诗的兴象高华，声韵悠扬，更增添了它的艺术美感。
诗以时令即景起兴，蕴含深沉复杂的感慨。秋日黄昏，天高地远，沈千运返还气候已寒的深山，走向清苦的隐逸的归宿。知友分别，不免情伤，而诗人却坦诚地表示对沈的志趣充分理解和尊重。所以接着用含蓄巧妙、多种多样的手法予以比较描述。
在封建时代，仕途通达者往往也到老大致仕退隐，那是一种富贵荣禄后称心自在的享乐生活。沈千运仕途穷塞而老大归隐，则别是一番意趣了。诗人赞赏他是懂得了人生一世的情事，能够把俗士视为畏途的深山隐居生活，怡适自如，习以为常。汉代淮南小山《招隐士》曾把深山隐居描写得相当可怕：“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山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