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安史之乱，大唐王朝国力衰竭，国库空虚，生产破坏，人口锐减，整个国家处于急速的经济崩溃之中。安禄山的鼙鼓一动，宣告了“开元盛世”的结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安史之乱前，“开元盛世”的繁华就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预示着祸乱行将到来。《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中记述：“（天宝年间）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谷斗才三钱。绢一疋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寸兵。天下岁人之物，租钱三百余婚。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绸绢七百四十万匹，棉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端。”可是，富庶的同时，“天子骄於快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人，于是钱谷之臣，始事胺（音娟，剥削之意）刻”。同时，由于分配不均，兼并盛行，均田制日益遭到破坏，赋役有增无减，逃户越发盛行。
宇文融不惜余力地推行括户检户，政绩显著，对稳定唐王朝财政收入有着巨大的意义。但是，所暴露出的问题是逃户状况依然严重，据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统计，唐王朝实有九百六十一万九千百五十四户，不课户竟占三百八十八万六千五百零四户，约占百分之四十多；总人口为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人，不课赋人口达到四千五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八十人，竟占百分之八十五。其中虽有不少是括户赦令中所规定的免征赋役的户数，但大量逃避赋役却是无庸争辩的事实。
安史之乱，中原惨遭战祸洗劫，人口急剧减少。据《旧唐书》卷十一中记载，在刘晏担负浩运江、淮转运使的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户部汁账管户二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口一千六百九十二万三百八十六”。
与天宝未年相比，总户损失达六百七十二万之多，总人口损失逾三千五百九十六万人。损失如此众多的实户和人口，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人口减少，但主要是由于战祸连年，大量逃亡迁徙，逃避繁重赋税丁役所致。在开元年间，唐朝管辖全国三百二十八个州府，而此时仅管辖一百六十九个州，几乎减少一半。租庸征收情况如何呢？道州刺史元结在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在《奏免科率状》中说：道州准敕及租庸等使徵收的钱物总计是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八贯八百文。其中，在安史之乱前为十三万二千四百八十贯九百文，而安史之乱后，仅收三千九百七贯九百文，只占安史之乱前的百分之三。由此可见，唐王朝的经济困难严重到何种地步！元结在奏文中凄楚说到：“（道）
州被西原贼屠陷，停留一月余日，焚烧粮储屋宇，俘掠百姓男女，驱杀牛马老少，一州几尽。贼散后百姓归复，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心嗷嗷，未有安者。臣恐坐见乱亡，今来未敢徵率，伏待进止。又岭南诸州寇盗未尽，臣州是岭北界，守捉处多。若臣州不安，则湖南皆乱。伏望天思，自州未破以前，百姓欠负租税，及租庸等使所有徵率和市杂物，一切放免。自州破以后，除正租正庸及准格式合进奉徵纳者，请据其见在户徵送，其余科率，并请放免。容其在百姓产业稍成，逃亡归复，似可存活，即请常例处分。“（1）
“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心嗷嗷，未有安者。”这与刘晏致书元载的信中描述是完全一致的。“东都残毁，百无存一”，“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也与郭子仪上表代宗，谏止移都洛阳的奏书“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既乏军储，又鲜人力”，可谓一模一样。
元结担心科征税赋会引起大乱，难道刘晏和唐王朝一切有政治眼光的人就不怕乱吗？
乱已有先例。元载在江、淮进行“白著”，决定一次强征安史祸乱之前的八年所欠赋税时，弄得民不聊生，无不怨恨，不是引起了刘展之乱吗？
唐王朝内外交乱，还经得起大乱吗？刘晏致书元载说：“河汴有初，不修则毁灭，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中国自有史以来都是征夫派丁，增派谣役。修复河道，以事漕运。
可是，饱经祸乱的大唐王朝还能够依照历史的旧轨，“发近县丁男”，增谣役，派丁夫，修河道，事漕运吗？刘晏的心情和元结是一样的。如按旧规行事，“恐坐见乱亡”！何况刘晏亲眼目睹了广大农村赤地千里，凋残破落，农民居元尺椽，食不果腹，已经疲于劳役的情景。他深知，广大农民急需休养生息，只能先予生存，后予发展，断不可损下益上，劳民伤民。久经动乱的人民迫切需要安定，民心思安，民心思富。一个宏愿在刘晏胸中萌发：“只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2）
刘晏仁立扬子江边，只见江中百舸争流，江船鼓浪而进，仿佛江南繁华不日将送去长安，一阵欣喜涌上心头：“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何愁贞观之盛不至！”
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都是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刘晏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正是在唐王朝的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改革措施总是与政治经济的治乱相关联，改革措施往往是纠前弊而兴后利，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是益民利民还是扰民劳民；改革是否得宜，主要取决于对社会经济是促其发展还是滞退。唐以前的封建王朝如此，以后的各代王朝也不外如此。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不可能触及皇权，历史的局限使刘晏只能在维护皇权统治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治国理财的经济改革。
刘晏的改革首先从漕运着手。
“渐近贞观永徽之盛”是刘晏的动力，也是刘晏毕生追求实现的最高目的。第一个改革漕运的措施就是：将民运改为官办经营的官运。他免除劳役中指派的“租庸脚士”，充分认识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废除派役，进行雇用，采取官办经营的雇用船工水手，立即紧急从湖北、湖南调运粮食至扬州。过去漕运粮食，各州县都是叫富户督办漕运。这些富户俗称“船头”。
老百姓被派差役，被称为“租庸脚士”，被迫进行无偿劳动，效率低，损耗大。刘晏废除民运，进行官营，雇用船手，提高了船工的积极性，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漕运。为此，“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扬州遣部将送至河陰”。（3）两千艘江船源源不断，往复运粮至扬州，采取军事化的组织方式，派部属漕卒每船三十人，十船为一纲，设立纲吏督押，派将士护送，防备沿途偷盗掠运，确保安全运输。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分段执法，制定相宜措施，分别遣派官吏督察护迭，能者受奖，提拔升用。
为了尽快地修复汴水航道，刘晏没有征发一个丁男。他以转运使的身份行使职权，请河南副元帅派遣官军修堤清淤，又快又好地保证了汴河漕运的畅通无阻。
整顿漕运的第二个措施是：停止陆运，改进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全部漕运。如前所述，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主要是北运。裴耀卿罢相后，北运随即停止，又采取陆运。陆运怎么运呢？全程分为八递，需动用牛车一千八百乘，人运牛拉，劳人伤牛，耗费甚巨。不言而喻，运输费用，直到今天，也是水运、海运价格最便宜，运输成本费用低廉。在《新唐书》卷53中记述：“过去由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仑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
这种“囊米而载”，对于潜运又是自古未有的改革。过去潜运，包括裴耀卿所进行的漕运都是散装，加上是分段运输，搬上搬下，粮食从扬州运抵长安，十得其八，损耗达到百分之二十。刘晏采取“囊米而载”，就是采用袋装运输，便利了分段运输的装卸，消除了运输的损耗，加快了运输的速度。《资治通鉴》卷226中高度评价刘晏的“囊米而载”的分段运输法：“先是运关东谷人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斜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尝。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船，教漕卒，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陰，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向受给。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沈覆者。”粮食从扬州运抵长安，无斗升沉没水中，的确是奇迹。粮食进行大规模的袋装运输也是刘晏统辖漕运的一大创举，从湖南、湖北经长江到扬州，经运河、汴水、黄河，直到经渭水至长安，可以推断，袋装运输已经推向全国。由于袋装运输需要大量的麻袋、米袋，又必然刺激纺织业发展。刘晏的分段运输法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水手在各自熟悉的河道行驶，既安全又迅速。
整顿漕运的第三个措施是：开辟黄河直运。俗话说：自古黄河不航船，至今也是如此。黄河号称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国的母亲河。但黄河泥沙量大，河床流沙多变，流向飘忽不定。最困难、最艰巨、最危险的地段便是三门砥柱。黄河到这里变得不再温顺，而是凶悍湍急，几乎不能行船。这是刘晏漕运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他骑马来到三门岸边，反复琢磨河船可否直过三门。原来裴耀卿为避开三门水险，于三门东置一粮仓，河船至此卸粮入东仓，然后陆运山路十八里至三门西仓，然后再下河船运至太仓，入渭水。仅此一段短短距离，粮食两上两下，费工费时，费力费钱。刘晏沿途访问黄河艄工，求问直运之法。其实，在一千三百多年前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刘晏所知，只有岸上用纤夫拉纤，船上撑篙。所幸十船为纲，每纲有三百人。在《新唐书》卷53中记述说，刘晏迅速调四川巴蜀、襄江的优质麻皮、竹条，编织坚韧的纤索，河船行至三门时，众人口呼船夫号子，岸上背纤，船上撑篙，闯过砥柱，直渡三门。至此，当年就漕运四十万占粮食输入关中，以后每年漕运淮米一百一十万石。
刘晏负责漕运，其运输速度是相当迅疾的。一次京师缺盐，盐价暴涨，代宗下诏“取三万斜以赡关中”。刘晏立即组织从江淮收购食盐，“自扬州四旬至都，人以为神”。（《新唐书》卷149《刘晏传》）从购买到装卸、运输，河运途经三千余里，四十天即能运达，足见其效率之高。效率高根本原因是废除摇役，实行雇佣制，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善于组织，善于理财，善于管理。对于河船、纤索，一旦发现破损，即刻予以换新。同时，将这些“朽索腐材代为佣薪”，使“物无弃者”，真可谓津打细算。这些朽索腐材在黄河上不能用，但仍可改做它用。由于刘晏对造船的船板选用务求坚实，因此有的人甚至拿淘汰的旧船板用来打棺材、盖房屋、做家俱等。
为了造出坚实的漕船，刘晏在造船领域进行了另一项重大改革。
整顿潜运的第四个措施：实行承包的雇佣制。
任何改革都需要配套进行。漕运离不开船。过去征用民船，大小不齐，新旧不一。特别是江船、河船，航运要求不同，船型船体也应根据要求来制造。刘晏下决心设官办造船厂，组织官办船队。他把目光又盯向了扬州。
扬州在汉代就是营造楼船的重要基地之一。至隋朝，隋炀帝在下江都之前，即令江都制造水殿龙舟。《资治通鉴》卷182中记载：“杨玄感之乱，龙舟水殿，皆为所焚，诏江都更造，凡数千艘，制造仍大于旧者。”可见扬州造船规模之大，技术之津。玄宗大宝元年（公元742年）改扬州为广陵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改广陵为扬州。由于扬州扼运河入江之口，扬子江贯通南北、河网交错，联系各地主要靠水上交通，造船业随之兴起。
随着唐王朝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扬州己成为除长安之外最繁华的城市，连四川益州（今成都）也在其次，有“扬一益二”之誉，是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
扬州造船，选料津细，船体轻坚。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大师东渡日本时，即在扬州东河造船，并由扬州大都督府仓曹参军李凑检校营造。可见，扬州当时已能营造大型的航海船只，也有颇具规模的官办造船厂。开元以后，江、淮粮食轻货漕运长安数量激增，所需船只也随之增加。《旧唐书。玄宗本纪》中记述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七月，扬州、润州突遭暴风雨侵袭，树拔屋摧，漂损公私船肪一千余只。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八月，广陵郡遭到台风袭击，潮水陡涨，覆船竟达数千艘，其中大部分当是漕船，如连没有沉倾的船只计算在内，不难想象数量之多。然而，刘晏在扬州订造漕船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江、淮地区虽未遭安史之乱的直接破坏，但扬州在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发生了刘展之乱。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邓景山是一文吏，兵败后，请平卢兵马使田神功率兵救助淮南，并以淮南金帛子女为贿赂。结果神功军进入扬州后，大掠扬州市民，为觅取财物，比屋发掘，穿墙掘地，城中抢掠略遍，仅阿拉伯、波斯等胡商被杀就有数千人。掠杀十余日方止，致使扬州遭到极大破坏，遍地皆灾。
第二年，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邓景山人朝京城，以太子詹事、赵国公崔园接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如《老子》所言：“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由于刘展之乱和神功军的洗劫，百姓流离逃亡，农桑皆废。
是年九月，江、淮大旱，百姓饿殍载道，人相食。紧接着，在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江、淮又暴发瘟疫，其悲惨景象令人震惊。独孤及在《吊道谨文》序中说：“辛丑岁（即上元二年）大旱，三吴饥甚，人相食。明年（即宝应元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而存者无食，亡者无棺殡悲哀之送，大抵虽父母妻子，亦啖其肉而弃骸骨于田野，由是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者弥千里。”（5）这种富庶江南悲惨景象的真实记录在唐王朝可谓绝无仅有。江南连遭兵祸、旱灾、瘟疫的袭击，其原因虽与上年大旱天灾有关，但主要是兵祸造成。崔园到扬州接任后，为官简肃清廉，体恤百姓。
面对兵祸天灾瘟疫造成的严重破坏，放免租庸，安抚流亡，整顿秩序，使扬州渐有恢复。正在这时，刘晏二赴扬州。他充分考虑到扬州连年灾荒大疫，丁男缺乏，百姓不堪承受谣役之苦，加上江、淮地区在安史之乱期间年年输贡钱物，认为再也不能加赋增税，提高租庸，搜刮民财，营造官船。何况造船需要一定技术，所用人员需进行挑选。再者，过去官营造船场，造船工匠实际是官奴，轮流服劳役，没有佣薪，自带伙食，毫无积极性，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又怎么能造船，特别是要造出坚固耐用的江船、河船。于是，刘晏采用了类似今天实行的承包方法，建立十个造船厂，挑选委任津明能干的十名专知官全面负责督造，“竞自营办”。不发丁男，不增谣役，不加租庸，所用造船人员全部选雇，造船所需费用由国家给予，进行包工包料，船板木料、钉铁、油灰等一切材料自供。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举措，开创了官办手工业作坊的革命性改革，彻底摒弃了自古以来实行徭役的强迫方式，运用了江南私人作坊刚刚出现的雇佣关系和雇佣劳动方式，满足从事物质生产者的基本消费要求，用经济规律的利益原则，促进生产的发展。
刘晏提出“每造一船，用钱百万”的意见，遭到他下属专知官的一致反对。百万是多少呢？千文为一贯，也为一缗，百万文即是一千贯，用千贯造一船简直不可想象！
有的说：“今国库空虚，国用缺乏，宜减一半，五十万足矣！”
“非也！非也！”有的又说，“五十万犹多矣！犹多矣！”
“不然。”刘晏以他独有的思想认识陈述己见，“大国不可以小道理。
凡所创置，须谋经久，船场既然兴办，其间进行造船的人不是一个啊！当有赢余能够给众人，使私用无窘，则官船坚固。假若一开始就谋便剥削，又怎能长久哩！“他看看众人，仿佛洞察了身后之事，语重心长地说：”我料定数十年后，必有以物料太丰而决定减少的人。他会说：减半犹可也。到那时，船覆灭而不可用，船场既毁，国计亦记（音痞，毁灭、倒塌之意）矣。“（见《唐语林》卷1，《资治通鉴》卷226）
刘晏的话不幸言中。刘晏掌管盐铁转运使，每年输江、淮米粮一百一十万石至关中，对大唐王朝经济恢复、政权巩固功不可没，为唐宪宗中兴唐帝国打下了基础。恰恰在五十余年后正是史称“中兴之主”的宪宗元和年问（公元806年至820年），刘晏有关漕运的一系列改革渐遭破坏。宪宗即位后，连年发动平藩战争，军费开支浩巨，宪宗竭力蓄聚财物准备平藩。元和初年，刘晏培养重用过李巽此时负责专领度支盐铁转运使。掌使一年，赋税收入与刘晏掌使时大约相当。又一年，增一百八十万贯。往年漕运江、淮米五十万斜至河陰，久不能满额，只有李巽连运三年达到额定之数。李巽之后，有王播、程异负责盐铁转运，皆善于敛财，而不善于理财，将江、淮金、银、绫、绢等输往长安，供朝廷所需。杜御恃对刘晏订下的造船订价果然减其一半，“又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两艘”，船场巡院官“吴尧卿又变盐铁之制，令商人纳榷（专卖税），所送物料，皆计折纳，勘定每船板、钉、灰、油、炭多少而给之”。结果，“物无剩长，十家船场即时委弊”。（《唐语林》卷1，《资治通鉴》226）由于造价过低，加上以物代税，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漕船经过三门，翻覆近半，进砥柱之险如同过鬼门关，领航的门匠执标指挥，砥柱终不能克。船沉三门，积米成堆，被世人号称“米堆”，门匠也随船翻溺水亡命，以至有“古无门匠墓”之说。这与刘晏掌管漕运，三门“无斗米沉覆”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又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同时，由于刘晏创设的改革体制渐遭破坏，汴河也同时出现险滩，漕运受阻。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王播上书《陈琵琶沟年三运图》，建议潜船自颖口沿颖水北运至堰城（今河南郾城），可减少千里水路。宪宗当时急欲削平割据淮西蔡州的吴少阳藩镇势力，故王播投宪宗之意，预先屯粮堰城，以备军用。元和十年（公元816年），对淮西大举用兵，军需紧急，乃下诏设淮、颖水运使。据《册府元龟》卷记述。一部分潜运粮食自扬州到淮陰，溯流寿州西四十里八颖口，再溯流至颖州（州治安徽阜阳）沈丘界五百里至陈州（州治河南淮阳）项城，再溯流而至激（又称）河，又三百里输入堰城。运米五十万斛，省其费七万五千贯。运费虽有减少，但几经辗转，漕途依然多艰。由于长安是唐王朝皇权统治中心，刘晏所辟的漕运旧道同时并用。但船厂委弊，又征民船，漕法已毁，漕米损耗严重。于是王播建议：米至长安东渭桥，五百石损五十石者论死。但“杀人也不济事，匠人提心吊胆，越杀越怕，漕运官毫无信心，纷纷谢辞，改行”跳槽“。后来，皇甫铺领判度支，只得放宽，又建议，一万石损失三百石者赔偿，损一千七百石以下者流放，超一千七百石者论死；盗十石者流放，三十石者论死。然商，船倾人亡仍然相以为继，层出不穷，能运抵渭桥的不过十之四五。一些部吏赃官又在法为坚，漕运之路如同人间地狱，鞭笞号哭之声不绝于耳，狱中死者不计其数。如此榜杖杀人，终不为”仁政“之举。于是，其后又免除死刑，人不畏法，潜政愈加破坏，漕运之米竟十亡七八。直到宪宗元和之世结束，江、淮租米运达渭桥的不过二十万石，而装运之数高达此数的七八倍。每年一百几十万石的粮食白白付之流水，江、淮百姓为宪宗的”中兴“付出了多少惨重代价！唐穆宗长庆年代（公元821年至824年）进士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中进行了血泪的控诉：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6）
从元和之后至宣宗大中四年（公元850年）期间，江、淮漕运仍不过每年四十万石，能至渭仓的不过十之三四。除了船翻米沉之外，沿路好吏，贪赃在法，破坏漕规，大肆盗米，侵为利用。盗米之后，为消灭罪证，干脆沉溺官船，假以漕运船覆之损，每年竟达到七十多艘。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漕政破坏，潜运事业已是江河日下，奄奄一息。
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裴休，重整旗鼓，整顿漕运，采用刘晏推行过的承包制，立新法十条，以濒河县令兼管潜运，能者受奖；规定每年雇佣费二十八万贯，全部归漕吏掌握分配，各漕运巡院不得侵用。实行三年，漕运米粮、至渭仓总达一百二十石，才达到刘晏掌管漕运时的一年之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东百姓不堪租赋重负，多有逃户，裘甫起兵反唐，越州（州治今浙江绍兴）地区大乱，租赋来源减少。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庞勋在桂州（州治今广西桂林）率戍卒抗命北还，起兵反唐。十二月，攻下泗州（州治在临淮，清康年间州城沉陷洪泽湖中），占据淮口，漕运断绝。其后，庞勋军又与官军转战濠州、宋州、徐州，皆为汴河流经地区，租赋不至，唐王朝陷入困难境地。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9年），濮州王仙芝聚众起兵，黄巢率众响应，中原大乱。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江、淮贡赋完全断绝，唐王朝自此一蹶不振，外有藩镇之扰，内有宦官之患，在风雨飘摇中遂至灭亡。正如刘晏所说：“船场既毁，国计亦圯。”
刘晏提出不派徭役，不增税赋，采用雇佣之法代替强派摇役之苦，且用千贯造一船，其法可谓仁义之至，可钱从何来？专知官们一个个愁眉不展，嘘啼叹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漕运一年所需几十万贯，画饼难充饥，望梅难止渴，苍大不落钱，荒草不变谷，将何以变通？此事连赵国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崔园也给刘晏捏了一把汗。正值晚膳时刻，崔园请刘晏与专知官同席，说道：“彭城公八岁敬献东封书，世称神童，遐名久尔。今转运江、淮，置办船场，免增徭赋，此乃国计民生大事，当审慎为之啊！”
刘晏恭谦说道：“赵国公所言极是！唯有津干理政，方可恤民生财，卑职思百身，也要期报天子明主的慈育。”
“乱世识忠臣啊！”崔园微微点头笑道，“敢问彭城公：置造官船，耗资甚巨，虚言不说，究竟实钱从何而来？”
刘晏双眼闪着智慧的光芒，手指一菜，侃侃而言：“此菜咸而勾味，而关中却缺咸淡食。这一咸一淡，不就是永世无完的生财之道吗？”
崔园顿然彻悟：“神童者神举之策！神策！”
一些专知官尚未觉悟，不禁问道：“有何神策之举？”
“老夫悬心已放！”崔园摇头摆手说道，“各位专知官员，该追随彭城公津于治国之道啊！咸者，盐也。盐可生财，可谓天下尽知。武帝、弘羊盐铁之举，富国强兵，后世永垂！”他端起一碗稠酒，“彭城公此举当不亚于弘羊之功，大唐复兴有望了！”
“实为无奈！”刘晏神色自若，表情严肃，“税赋不足，天子焦虑。晏以为不循弘羊、第五倚之旧规，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矣！”
不循桑弘、第五琦的旧规，一个大胆的改革计划已在刘晏胸中形成。为了确保漕运经费，刘晏又进行了盐法的创革。
注释：
（1）《元次山集》卷10《奏免科率状》。
（2）《旧唐书》卷123《刘晏传》。
（3）《新唐书》卷53《漕运》。
（4）《旧唐书。玄宗纪》。
（5）《毗陵集》卷15《吊道谨文并序》
（6）《全唐诗津华分类鉴赏集成》：《航运门。通航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