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他所受教育和环境的熏陶，一个人才干的发挥离不开实践的锻炼和社会的需要。
刘晏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敬献《东封书》，被玄宗授秘书省正字官，带到长安京城，一直生活在文士儒生云集的皇城里。他所处的年代是蒸蒸日上的开元盛世；他所受的教育是为官清廉，爱民如子，执法公平，抑强扶弱的唐王朝正统观念；他所看到的是经济繁华，文化发达的长安，空前统一繁荣强盛的大唐王朝。
这的确是蒸蒸日上、勃勃生机的开元盛世。翻开旧新《唐书》，物价低廉、物资丰富、“仓库盈溢”的文字屡见记载。《旧唐书》卷八中说：“是时（开元十二年），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通典》中记述得更加详细：“（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指东京洛阳，西京长安）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文，绢一正二百一十文。”（1）
如此物丰价廉，老百姓日子还不好过吗，还不促进商业发展吗，还不带来社会安定吗？“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2）
这种国泰民安的日子有史记载一直到天宝初年（公元742年）：“时海内富贵，米斗之价至十三，青齐间斗馋（才）三钱，绢一正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寸兵，天下岁人之物，租钱三百余万缗（一缗等于一千文），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晋胡，唐代十斗为一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正，棉百八十余屯，布千三十五万端（二丈为一端）。”
（3）
诗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痛忆昔日的美好岁月。诗非实录，却也是盛唐写照：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凛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镐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4）
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唐王朝实行均田制，劳动人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相对减轻，加上自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实行检括逃户客户，户口随之急剧增加。据新旧《唐书》统计，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盛唐增加了近一千二百万人口，达到了近五千三百万人口。统计数字的准确反映了组织的严密和对人口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对课税的重视和需求。
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增加，重视教育，也带来了文化和科学的高度昌盛。唐朝诗歌是我国诗歌史上最辉煌的黄金时代，杰出的诗人成批成群涌现，汇出了诗歌的海洋，诗歌的世界。开元及天宝时代的诗坛，万紫千红，五彩缤纷，新人辈出，各领风蚤，体裁和风格均有创新，组成了唐代诗坛瑰丽的历史画卷。伟大诗人李白与社甫是我国诗坛升起的两颗永放光芒的巨星。以诗人白居易、元稹所倡导的新乐府；以王维为代表的“田园山水派”、岑参为代表的“边塞派”等著名诗人创作的大量优秀作品，为中国古典文学百花园增添了异彩。与此同时，唐朝的散文、小说、词曲、音乐、绘画、雕塑等也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和贡献。著名散文作家萧颖士（后人辑有《萧茂挺文集》）、元次山（元结，明人辑有《元次山文集》），以及号称“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公元768年-824年，世称“韩昌黎”，有《昌黎先生集》）、柳宗元（公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有《河东先生集》）等推动了散文的蓬勃发展。小说日益兴盛，摆脱了唐初的神鬼志怪，充满了现实生活气息。词曲以诗的解放姿态进入了文坛，开始流曲民间。以“百代画圣”吴道子和雕塑家杨惠之为代表的大量优秀作品，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珍品。吴道子存世的《天王送子图》、《搜山图稿》是后人习其画风之作。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子玄）的《史通》、吴兢的《贞观政要》、地理学家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和《陇右山南图》等等，都是创造性的历史巨著，丰富了中国历史和地理学的宝库。
二十世纪的大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数学最成功的应用首先在天文学方面。”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卓越才能早就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结论。在开元天宝年代，天文学计算、天文仪器制造和实地观测计算方面取得领先世界的巨大成就。闻名世界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张遂）发明了“黄道游仪”，发现恒星移动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他发起、组织在全国十二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依据太史监南宫说等人的一组测量，推算出相当于子午线纬度的长度，比西方早了九十多年。他根据日影实测数据确定历法，编著了《开元大衍历》，纠正了前代历法中许多错误，对天文学发展作出巨大宝贵贡献。这部先进的历法以平朔望平气、七十二候、太阳和月球每大的运动和位置、星象和昼夜时刻、日食、月食、五大行星的运动和位置编述，为后代历法家所必尊，也为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所吸收。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同样也表现手工业制造方面的进步。在冶炼、铸造、纺织、印染、刺绣、雕刻、陶瓷、木器、造纸、煮盐、制茶、酿酒、皮革、服装等方面，百工兴旺发达。中国的丝绸一直饮誉世界，唐代开辟西域的丝绸之路为现世津津乐道。
在开元天宝年代，仅丝织方面，绸、绢、缎、丝、罗己达相当水平，绫有细绫、瑞绫、水文绫、方文绫、鱼口绫、绯绫、白编绫等，八蚕丝、轻容、花纱、紧纱、花罗、纹罗等花色品种琳琅满目，江南苏州、杭州已成为纺织业中心，官营作坊已出现官府出钱雇用的“和雇”，私营作坊中也出现了早期雇佣关系。1970年在西安市郊何家村发现的窖藏金银器，经考古确定，系李守礼-王府的遗物。其冶炼制造上工艺相当津湛，令人赞叹不已。如采用蜡模铸造法“合金银并成”，甚至采用简单的小型机械车床加工。其碗、盆、碟、壶、罐、锅、盒、炉等金银器，花形不同，鸟状各异，变中有律，律中有变。焊接有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焊等。镀刻也是巧夺天工，有一皮囊形银壶，两面各铸一马，马身涂金，颈系飘带，嘴衔一环，昂首扬尾，形象逼真，神采飞扬，为盛唐金银器的珍宝杰作。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开元时代的唐朝成为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望，亚洲以及世界各国都非常向往中国。中亚的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东南亚的天竺（印度及巴基斯坦）、骤国（缅甸）、真腊、狮子国（斯里兰卡）和室里佛逝（印度尼西亚）；东北亚的新罗和日本以及远在欧洲的佛-等国，都纷纷派遣使者，带着赠礼，来到唐朝，主动要求建立邦交及和平友好关系。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唐朝首都长安，外交使臣络绎不绝，各国外商云集不断。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中国的丝织品、茶叶、瓷器、纸张、中药材、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制品远销亚洲及世界各地。亚洲和世界各地的特产，如大食的香料和药材，天竺的胡椒和砂糖，波斯的骆驼、羊以及棉花、玫瑰等，也都不断输入中国。高度发达的唐朝文化引起亚洲和世界的关注。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就勉励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更是广泛吸收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从文字、佛教、儒学、医药、建筑到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农业技术以及风俗习惯等，中国成了日本的文化母国。开元时代的大唐王朝直接促进了亚洲地区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为人类文明的进展做出了宝贵贡献；互利互惠，双向互动，自然也促进了中国的自身发展。
开元天宝时代的大唐王朝实现空前的统一，版图从东到东南环临大海，包括台湾以及硫球（冲绳岛）、南沙群岛在内的海南各岛；西南以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天然屏障，与泥婆罗（尼泊尔）、天竺（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接壤；西到帕米尔高原和大食（阿拉伯帝国）毗邻；西北至巴尔喀什湖畔（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和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交界；北到贝加尔湖（今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南部）；东北面至外兴安岭（今俄罗斯勒拿河流域）以南，直至包括库贝岛在内的鄂尔茨克海（千岛群岛和亚洲大陆之间），和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大唐王朝的繁荣与强盛超过了欧洲查里曼大帝统治时期的法兰克王国、地跨欧亚大陆的拜占庭帝国和雄踞中亚的阿拉伯帝国。这是唐玄宗和无数臣僚的历史功绩。
这一切，刘晏耳闻目睹；这一切，刘晏亲身经历。这一切，伴随着刘晏的脚步从童年走向少年，从少年又走向青年，对于他成为大唐王朝忠贞不二的贤臣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刘晏已是二十四岁的青年，可谓满腹经文，胸怀壮志。这一年，玄宗下诏：内外官伯叔兄弟子侄中能任刺史、县令者，有关部门可推荐。是年秋天，河北、河南一带二十四州发生水灾，玄宗派御史中丞张倚到东都洛阳和河北赈灾。刘晏跃跃欲试，准备离开京城长安去当“外官”。不久，刘晏奏抄皇帝敕旨时，两行御批跳入眼帘，看到了玄宗的决心：“自今以后，三省侍郎阙，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阙，先求曾任县令者。”（5）他不由想到自己，自八岁在秘书省供职，已经整整十六年了，一个血气男儿岂能坐守长安，持禄保身。他知道，治国安邦，上靠宰相辅佐，下赖州县吏治；刺史是“治人之本”，县令是“亲民要职”。他也理解玄宗皇帝“诸刺史县令，与朕共治，情寄尤切”（6）的急迫心情。他更清楚，尽管太宗、玄宗都反复强调出任“外官”的重要性，一些权贵之家屡屡为自己的官宦子弟谋求京职，不愿外任地方官。而出任外官的，往往是年老体弱或是犯了错误遭到惩罚贬斥才被委任刺史县令。久而久之，形成风气。他更看到，一些人出任京官，则欢欣鼓舞如同登仙；出任外官，则垂头丧气，如遭黜贬。致使玄宗皇帝不厌其烦，三番五次敕令内外官交流；选拔有才识的京官出任都督、刺史，同时调任政绩卓著的都督、刺史到京城做官，使之“出入尝均，永为常式。”（7）让宏才通识的京官去任外官，推动地方政权的治理；选调体察民情的外官充任京官，改善中央辅政更切合实际。一下一上，一出一进，京官外官互相交流，无疑对提高官员素质，推动“开元之治”起到一定作用。
一个宏愿在刘晏心中萌生，上书玄宗：不做京城内官，自荐出任外官，刺史不求，县令犹可。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大年初一，唐玄宗改元“天宝”，在兴庆宫勤政楼受朝贺，大赦天下百姓所欠租税，诸色赋役全免，宣告天下“吴穹孚-佑，万方无事。六府惟修，寰字晏如”。（8）并宣布所有官吏和平民中有文才武略的，各地推荐；京城文武官员有能任刺史者可自荐。群臣请玄宗加尊号“天宝”，成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值得一提的是：史学界公认，玄宗自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十一月，罢免贤相张九龄，委政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是“开元之治”进入晚期的标志，是唐玄宗由“明”趋于“昏”
的转折点。
但是，明君趋于昏君尚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其核心是陶醉于“万方无事”
的“告成功”，居安忘危；迷恋于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事”，近坚而疏贤，乐于歌功颂德，更喜阿谀奉承。
这一天，勤政楼前的广场好不爇闹！六钟奏起韶乐九章；钟、铃、磐、坝、琴、瑟、签、管八声齐鸣；天子乐舞八佾舞于庭，玄宗乘兴随曲起舞，与臣同乐，群臣百官兴奋之极。刘晏忍不住当即献诗一首《送文舞出迎武舞人》：六钟翁协六变成，八佾倘佯八风生。
乐九韶兮人神感，美七德兮天地清。（9）
然而，眼前的一切歌舞升平，荣华富贵，只是过眼烟云。刘晏即将面临的不是人神同感的清廓大地，而是大唐王朝日益显露的深刻矛盾。
刘晏的自荐，经中书门下省报请玄宗皇帝批准，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阳春三月，刘晏出任京城外官——山西夏县县令，相当于今天的县长。
刘晏踌躇满志，抱着一试身手的十足信心，怀着对美好未来的希冀，携带家小，骑马走出长安城东春明门。
马蹄得得，悠悠而行，田野变得广阔起来。刘晏来到黄河岸边，不禁回首西望长安，心中升起一股说不清的眷恋之情。长安还属于自己的么？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荣归京城。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竞是整整十八年，直到乾元三年（闰四月改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七月才重回长安。不过，那时的长安已是安史之乱后的长安，一切今非昔比，故城不堪回首中！
刘晏渡过黄河，渐至夏县，出他意料之外，最先迎接他的是一群逃户的饥民。
刘晏的心不由一阵紧缩，皱起眉头……
注释：
（1）《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2）《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3）《新唐书》卷51《食货志》。
（4）《杜诗详注》卷13《忆昔二首》。
（5）《全唐文》卷35玄宗《重牧宰资望敕》。
（6）《唐会要》卷81《勋》（7）《全唐文》卷20玄宗《黜涉内外官制》。
（8）《全唐文》卷39玄宗《改元大赦文》。
（9）《旧唐书》卷30《乐歌九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