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九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1]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1]冬季，十月，汉武帝下诏，令大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武帝亲自出题，围绕着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道”，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说：“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国家能安宁长存，但是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用人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周王朝有幽王、厉王时期出现衰败，并不是由于治国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到了周宣王在位时，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弥补残缺，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代的王道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说：‘人可以发扬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换代，统治权就不会丧失；君主的作为悖理错误，就会丧失统治地位。做君主的人，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整肃朝廷，整肃了朝廷才能用以整肃百官，整肃了百官才能用以整肃天下百姓，整肃了天下百姓才能用以整肃四方的夷狄各族。四方的夷狄各族都已整肃完毕，远近没有胆敢不统一于正道的，就没有邪气冲犯天地之间，因此阴阳谐和，风调雨顺，生物安和相处，百姓繁衍生息，所有象征辛福的东西和可以招致吉祥事，全都出现，这就是王道的最佳境界了！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这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顽，抵冒殊捍，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也不出现图画，我算完了！’他认为自己的德行本可招致这些祥瑞，但因为身分卑贱不能招致，而感到悲哀。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居得以招致祥端的尊位，手持可以招致祥瑞的权势，又有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头脑聪明而心地善良，爱护百姓而尊重贤士，可称得上是仁义君主了。但是，天地没有相应的表示，祥瑞没有出现，原因何在？主要在于没有推行道德教化，百姓没有走上正路。百姓追逐财利，就如同水流向低处一样，不用教化筑成堤，就不能阻止。古代英明的君主深知此理，所以面南为王治理天下时，没有不把教化作为根本大事的。建立太学，以便在都城兴起教化，兴办学府，以便在地方城邑中开导民众，当时的刑罚很轻而没有人触犯法禁，其原因在于推行了教化而社会风俗很好。圣明的君主继承乱世道，首先要把它的一切残余全部扫除，还要推行教化，提高教化；教化已见明效，好的社会风俗已经形成，子孙后代沿袭不变，实行五六百年也不会衰败。秦朝毁弃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实行不顾长远、只顾眼前的统治方法，所以立国仅有十四年就灭亡了。秦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至今还没有清除，导致社会风俗浅薄恶劣，百姓不讲忠信德义，抵触冒犯，殊死反抗，风俗竟然败坏到如此程度。我私下做了这样一个比喻：琴瑟声音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阻碍，严重时一定要加以改变，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从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国家，但至今没有治理得好，其原因就在于应当实行改革的时候而没有实行改革。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臣子年幼时就学习知识，成年后就给他官位以磨砺他的才能，颁给爵位俸禄以培养他的品德，实施刑罚以威慑他的罪恶念头，所以，百姓才能通晓礼义，而以冲犯君主为耻。周武王奉行天下大义，推翻了独夫民贼，周公制作了礼和乐来修饰周政；到了成王、康王的大治时期，没有人犯罪，监狱空虚长达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浸润和仁义的流布，而不止是伤残皮肉的刑罚的成效。到秦代就不是这样了。秦尊奉申不害、商鞅的法*令，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圣明帝王的治世之道，提倡贪求财利的风俗，只看虚名而不注重实际，做好事的人不一定能辛免受刑罚，而做坏事的人也不一定能受到惩罚。因此，百官都粉饰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弄虚作假，追逐财利，毫无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死人相连，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服从的，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一书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的知识，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真诚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开来，那么，您与圣明的三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呼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由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平常不招徕和尊重士人，而想求得贤能之臣，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花纹美丽的玉器一样。所以，招徕和尊重士人的方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回答，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常常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设置学识渊博的老师，用来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出类拔萃的人杰了。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传播教化；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就会君主仁德不能传播，恩泽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残酷地虐待百姓，与坏人勾结，贪求财利，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十分不合陛下的心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比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以家庭富于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才，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搀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呼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而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徽而达到显赫；因此，尧起步于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并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应该说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徽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时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戎惧的原因。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一定是因为执行先王之道有所偏废，所以政治昏乱政令不行，补救的方法，就是运用王道中被偏废的部分去补救积弊罢崐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社会情况不同，才形成了治国之道的不同。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拯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了夏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了商代的制度，所废除的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使用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现在汉朝是在大乱之后而建国的，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而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估计或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或许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呼！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让它再长犄角，赐给双翅的鸟类只让它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音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而居高位，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于是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在下面与平民百姓去争利，百姓比得上他们啊！百姓逐日逐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袷的人奢侈成风挥金若土，穷困的人走投无路苦不聊生；百姓没有感觉到活着有什么乐趣，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急忙忙地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急忙忙地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既背负着东西又乘车，招来了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辅政的方法之外，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进退举止，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侍奉江都易王刘非。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促舒。
[2]春，二月，赦。
[2]春季，二月，汉武帝颁布赦令。
[3]行三铢钱。
[3]朝廷发行三铢钱。
[4]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
[4]夏季，六月，丞相卫绾被免职，丙寅（初七），武帝任命魏其侯窦婴做丞相，任命武安侯田做太尉。武帝一向看重儒求，窦婴、田都喜好儒求，极力推荐代地人赵绾担任御史大夫，推荐兰陵人王臧担任郎中令。赵绾奏请兴建明堂以接受诸侯王的朝见，并且向武帝推荐了他的老师申公。秋季，武帝派出使者带着表示礼聘的帛和玉璧，驾着安车驷马去迎接申公入朝。申公到了京城，拜见武帝。武帝询问关于国家治乱*的事，申公已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回答说：“治理天下的人，不以说得多为完善，只看努力实干得怎样罢了。”这时，武帝正喜爱文辞，看到申公的对答，沉默不语；武帝虽然对申公的对答不满意，但既然已把他招来了，就任命他做了太中大夫，安顿他住大鲁王在京城的官邸中，商议有关兴建明堂、天子视察各地、改换历法和服色等事情。
[5]是岁，内史宁成抵罪髡钳。
[5]这一年，内史宁成犯罪，被判处髡钳刑。
二年（壬寅、前139）
[1]冬，十月，淮南王安来朝。上以安属为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见谈语，昏暮然后罢。
二年（壬寅，公元前139年）
[1]冬季，十月，淮南王刘安来朝见武帝。武帝因为刘安从辈份说是叔父，而且有很高的才能，很尊重他，每当安闲无事时，召他来交谈，总到黄昏后才停止。
安雅善武安侯田，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与语曰：“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安大喜，厚遗金钱财物。
刘安一直与武安侯田友好，他来京朝见时，武安侯到霸上迎接他，告诉他说：“皇上没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子，广行仁义，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假若皇帝突然去世，除了大王之外还有谁能继承帝位呢！”刘安闻言大喜，赠送给田丰厚的金钱财物。
[2]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免，申公亦以疾免归。
[2]太皇窦太后喜好黄老学说，不喜欢儒家学说。赵绾奏请，国家政务不要再向太后奏报，窦太后勃然大怒说：“他想做第二个新垣平吧！”窦太后暗中搜集到赵绾、王臧贪赃的证据，以此责备景帝用人不当；景帝就废止了兴建明堂的事，赵绾等人主张的一切都被废止。赵绾、王臧被交付官吏处置，他们都自杀了。丞相窦婴、太尉田被免职，申公也以有病为借口，被免职归家。
初，景帝以太子傅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万石群无文学，而恭谨无与比。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责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皆以孝谨闻乎郡国。及赵绾、王臧以文学获罪，窦太后以为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建在上侧，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上以是亲之。庆尝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
当初，汉景帝因为太子太傅石奋及其四个儿子，都有二千石的官秩，就总计他一门父子五人的官秩之和，称石奋为“万石君”。万石君没有文才学问，但恭敬谨慎却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子孙做小官，回来看望他，万石君必定身穿朝服以礼相见，不叫他们的名字。子孙有了过错，他不加以责备，而为此离开正室坐到厢屋中，对着桌子不吃饭；然后，儿子们互相批评，有过失的人通过长辈人来求情，并且袒露上身前来请罪，表示一定要改正，石奋才答应他的要求而进餐。已经成年的子孙在身边，石奋即使闲居无事，也必定衣冠整齐。他主持丧事，表情极为悲痛。子孙遵循他的教导，都以孝顺谨慎闻名于各地。等到赵绾、王臧因有文采学问却犯了罪，窦太后就认为儒生富于文采却欠缺质朴，现在万石君一家人不多说话却能身体力行，就任命他的大儿子石建担任郎中令，任命他的小儿子石庆担任内史。石建在武帝身边任职，发现了应该进谏的事，让人回避之后，他对武帝畅所欲言，十分尖锐。到了朝廷上与百官朝见武帝时，石建却像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武帝因此很亲近他。石庆曾担任太仆，为武帝驾车外出，武帝问有几匹马拉车，石庆举起马鞭一一点数马匹后，举起手来回答：“有六匹马。”石庆在石奋的儿子中是最为随便的，做事还如此恭敬谨慎。
窦婴、田既免，以侯家居。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士吏趋势利者，皆去婴而归，日益横。
窦婴、田被罢免之后，以列侯的身份闲住在家中。田虽然不担任官职，但因有与王太后是同母弟的关系，仍得到皇帝的亲近宠幸，多次议论国事大多被采纳；趋炎附势的士人和官吏，都离开了窦婴而归附田，田一天比一天地骄横起来。
[3]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3]春季，二月，丙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4]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许昌为丞相。
[4]三月，乙未（初四），武帝任命太常柏至侯许昌担任丞相。
[5]初，堂邑侯陈午尚帝姑馆陶公主嫖，帝之为太子，公主有力焉；以其*女为太子妃，及即位，妃为皇后。窦太主恃功，求请无厌，上患之。皇后骄妒，擅宠而无子，与医钱凡九千万，欲以求子，然卒无之；后宠浸衰。皇太后谓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长主，必重得罪。妇人性易悦耳，宜深慎之！”上乃于长主、皇后复稍加恩礼。
[5]当初，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刘嫖下嫁给堂邑侯陈午，武帝能得以立为太子，馆陶公主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公主把她的女儿嫁给太子做正妃，等到武帝即位称帝，妃就做了皇后。窦太主即馆陶公主刘嫖，自恃授立武帝有功，无休无止地请求赏赐、干预国政，武帝对她很不满。陈皇后骄横嫉，独占君宠，却没有生育孩子，给医生的费用合计九千万，想求得生下儿子，但是终究没有生育；对陈皇后的宠爱渐渐衰退。皇太后对武帝说：“你刚刚做上皇帝，大臣还没有归附你，就先兴建明堂，太皇太后已经很恼怒了；现在又得罪窦太主，必定会受到重责。妇人的性情是容易高兴的，你应该慎之又慎！”武帝于是就对窦太主、陈皇后母女俩又稍稍以恩礼相待。
上祓霸上，还，过上姊平阳公主，悦讴者卫子夫。子夫母卫媪，平阳公主家僮也；主因奉送子夫入宫，恩宠日隆。陈皇后闻之，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
武帝到霸上举行祓除仪式，返宫途中，去看望他的姐姐平阳公主，看中了平阳公主府中的歌女卫子夫。卫子夫的母亲卫媪，是平阳公主家的奴婢；平阳公主就把卫子夫送入宫中，卫子夫日益受到武帝的宠幸。陈皇后得知，极为恼怒，好几次几乎给气死；武帝对陈皇后更为恼怒。
子夫同母弟卫青，其父郑季，本平阳县吏，给事侯家，与卫媪私通而生青，冒姓卫氏。青长，为侯家骑奴。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篡取之。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赏赐数日间累千金。既而以子夫为夫人，青为太中大夫。
卫子夫的同母异父弟卫青的父亲郑季，本来是平阳县的县吏，去平阳侯家中供职当差，和卫媪私通而生了卫青，让他昌充姓卫。卫青长大了，在平阳侯家中当骑奴。大长公主刘嫖抓住卫青囚禁起来，想杀了他；卫青的好友骑郎公孙敖和勇士把他给抢了回来。武帝得知此事，就召见卫青并任命他为建章宫的宫监，还给他侍中的官衔，几天之内给卫青高达上千金的赏赐。不久，武帝立卫子夫为夫人，任命卫青为太中大夫。
[6]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6]夏季，四月，夜间出现了一颗光亮如同太阳的异星。
[7]初置茂陵邑。
[7]开始设立茂陵邑。
[8]时大臣议者多冤晁错之策，务摧抑诸侯王，数奏暴其过恶，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诸侯王莫不悲怨。
[8]当时，朝廷大臣的议论中多对晁错提出削藩之策被杀而表示冤枉，一心摧残和抑制诸侯王，经常弹劾揭露诸侯王的过失和罪恶，甚至达到吹毛求疵的程度，用笞刑罚威逼诸侯王的臣子屈服，迫使他们证明诸侯王有过失和罪恶；诸侯王没有一个不为此而悲愁怨恨。
三年（癸卯，公元前138年）
[1]冬，十月，代王登、长沙王发、中山王胜、济川王明来朝。上置酒，胜闻乐声而泣。上问其故，对曰：“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今臣心结日久，每闻幼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臣得蒙肺附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臣窃伤之！”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
[1]冬季，十月，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济川王刘明来京朝见武帝。武帝设酒宴款待，刘胜在席间听到音乐声就哭了起来。武帝问他为什么哭，刘胜回答：“悲伤的人听不得抽噎的声音，忧愁的人听不得叹息的声音。现在我心中积压了许多忧伤，每当听到幽妙精微的音乐，不知不觉地就会涕泪横流。我有幸得到朝廷重用，受封为东方的藩臣，从亲属关系说来，又是皇上的哥哥。现在朝廷群臣与皇上之间没有血缘亲情，没有承担国家的任何重任，却结成朋友党发出偏私的议论，相互勾结，使宗室皇族受到打击和排斥，骨肉亲情冰雪般融化，我私下为此而悲伤！”他就把官吏侵夺欺凌诸侯王的事，一一向武帝奏报。于是，武帝就增加诸侯的礼遇，废止了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对诸侯王施行优侍亲属的恩惠。
[2]河水溢于平原。
[2]黄河在平原郡泛滥成灾。
[3]大饥，人相食。
[3]发生了大饥荒，人吃人。
[4]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4]秋季，七月，西北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异星。
[5]济川王明坐杀中傅，废迁房陵。
[5]济川王刘明因杀死中傅而犯罪，被废去王位，流放到房陵县。
[6]七国之败也，吴王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闽粤从之，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田，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自秦时弃不属，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庄助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其众来，处于江、淮之间。
[6]七国叛乱失败时，吴王的儿子刘驹逃亡到闽越，怨恨东瓯诱杀了他的父亲，经常怂恿闽越进攻东瓯。闽越王听从了刘驹的意见，发兵包围了东瓯都城，东瓯王派人向天子告急求援。武帝征询田的意见，田回答说：“越人相互攻击，本来就是常有的事；又多次叛服不定，从秦朝时就被放弃，不属于中国，不值得烦劳中原朝廷去援救他们。”庄助说：“现在只怕力量小不能前去援救，朝廷德薄不能保护他们；假如能做到这些，为什么要抛弃他们呢！况且，秦朝连整个都城咸阳都抛弃，何止是抛弃了越人呢！现在东瓯这样的小国因走投无路来向朝廷告急，如果陛下不去救援，他们还能去何处求援告急呢；陛下又怎样能使天下万国臣服呢！”武帝说：“太尉的见识，不值得我和他商议国家大事。我刚即位，不想用虎符征发郡国的军队去打仗。”于是派庄助持皇帝的符节去征发会稽郡的军队。会稽郡的郡守本想依据不见虎符不得发兵的法令，不给庄助征发军队，庄助杀了一位司马官，把武帝的意思告知郡守，于是发兵渡海前来援救东瓯。汉军尚未达到，闽越就领兵撤走了。东瓯请求全国人内迁中原归顺朝廷，得到朝廷批准之后，东瓯王领着所有部众迁来，他们被安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
[7]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7]九月，丙子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8]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然相如特以辞赋得幸；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朔亦观上颜色，时时直谏，有所补益。
[8]武帝从刚即位开始，就在招徕选拔博学有才智的人，予以破格重用。天下士人很多人向朝廷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自我标榜和自我推荐的人数以千计，武帝从中选拔杰出的人才给以宠信重用。庄助第一个被提拔，以后又招致了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人终军等，都成了武帝的左右亲信，武帝经常命令他们与朝廷大臣辩论，中朝官与外朝官用义理文辞相互驳难，外朝大臣多次被驳得无法对答。但是，司马相如只是以擅长辞赋写作而得到武帝宠幸；东方朔、枚皋的论点没有根据，喜欢幽默嘲讽，武帝仅把他们视做演戏的艺人收养，虽然经常赏赐财物，终究不把国事朝政委托他们处理。东方朔同样对武帝察颜观色，经常利用时机直言进谏，对朝政发挥了一定补益作用。
是岁，上始为微行，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与左右能骑射者期诸殿门。常以夜出，自称平阳侯；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驰骛禾稼之地，民皆号呼骂詈。、杜令欲执之，示以乘舆物，乃得免。又尝夜至柏谷，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浆，主人翁曰：“无浆，正有溺耳！”且疑上为奸盗，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妪睹上状貌而异之，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备，不可图也。”翁不听，驱饮翁以酒，醉而缚之。少年皆散走，妪乃杀鸡为食以谢客。明日，上归，召妪，赐金千斤，拜其夫为羽林郎。
这一年，武帝开始改换装束暗中离宫外出，向北走到池阳县，向西走到黄山宫，向南到长杨宫打猎，向东去宜春宫游乐。武帝与能骑马射箭的左右亲随相约在殿门前集会，经常在夜时出宫，自称平阳侯；黎明时，到达终南山脚下，射杀鹿、野猪、狐狸、野兔等动物，策马践踏农田庄稼，百姓都大声怒骂。县和杜县的县令想要收捕这批人，这批人拿了天子专用的物品为证，才得以脱身。又有一次，武帝等人曾在夜时到达柏谷，去旅店投宿，向旅店的主人要酒，主人说：“没有酒，只有尿！”而且，旅店的主人怀疑武帝一行人是强盗，召集了一些青年后生准备收拾他们；店主的妻子见到武帝的体态容貌，觉得不同寻常，就劝阻丈夫说：“来客不是普通人，而且他们已有准备，不能图谋收拾他们。”丈夫不听她的劝告，她就让丈夫喝酒，等他喝醉了之后就把他捆绑起来。召集来的青年后生都走了，店主的妻子就杀鸡做饭招待客人。第二天，武帝返回宫中，召见那位妇人，赏赐千金，任命她的丈夫做羽林郎。后来，武帝就为处出巡游设立了秘密的更衣休息的地方，从宣曲宫向南共设了十二处，夜间投宿在长杨宫、五柞宫等宫殿。
上以道远劳苦，双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杜之民。寿王奏事，上大说称善。时东方朔在傍，进谏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良材，百工所取给，万民所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广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虚，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鹜南北，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逆盛意，罪当万死！”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寿王所奏。
武帝因为道路遥远身体劳苦，又给百姓带来祸患，就派太中大夫吾丘寿王把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这一区域的土地及其价格，统计登记，准备把它修建成上林苑，连接到终南山。武帝又下诏命令中尉、左右内史，上报所属各县的荒田数量，准备给县和杜县的百姓作为补偿。吾丘寿王办理完毕回来报告，武帝很高兴连声称赞。当时，东方朔正在武帝身边，提出批评意见说：“终南山是国家的天然屏障。汉朝建国，离开了三河之地，在霸水、水之西，泾河、渭河之南建立都城，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像大海一般富饶的陆上之地，秦王朝凭借着它降服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地区。这一带山中出产玉、石、金、银、铜、铁、优质木材，各种手工业用它们做原料，百姓靠它们维持生活。又盛产、稻、梨、栗、桑、麻、竹箭等物品，土地适宜于种植和芋头，水中有许多青蛙和鱼类，贫穷的人可以人人温饱家家富足，不必担忧受饥寒之苦；所以酆水与镐水之间，号称肥沃之地，每亩土地价值一斤黄金。现在将这片土地划为上林苑，断绝了池沼湖泽的财利来源，夺取了百姓的肥沃土地，对上减少了国家财政费用的来源，对下破坏了农桑生产，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一个理由。荆棘之林得以蔓延，扩大狐狸、野兔、虎、狼的活动范围，破坏百姓的坟墓，拆毁百姓的房屋，使幼童怀恋故土而忧愁，老人痛哭流涕而悲伤，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二个理由。开拓并营建上林苑，周围筑墙以做为禁苑，策马东西奔驰，驱车南北追逐，其中有深沟大河。为追求一天射猎的乐趣，不值得尊贵无比的天子去涉险犯难，这是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三个理由。当年商纣王兴建了内有九市的宫殿导致诸侯背叛，楚灵王筑起章华台而导致楚国百姓四散逃走，秦始皇兴造阿房宫而导致天下大乱。我只是卑贱愚笨的臣仆，竟然冒犯陛下的旨意，真是罪该万死！”武帝就任命东方朔为太中大夫，并授以给事中的官衔，赐给他一百斤黄金以示奖励。但是，武帝仍然按照吾丘寿王所奏报的规模兴建了上林苑。
上又好自熊、豕，驰逐野兽。司马相如上疏谏曰：“臣闻物有同类而殊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曾，卒然遇逸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逄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而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驰，犹时有衔橛之变；况乎涉丰草，骋丘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害也不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乐出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上善之。
武帝又喜欢亲自出击杀熊和野猪，策马追捕野兽。司马相如上疏劝谏说：“我听说，有的东西类型相同而才能不同，所以力量大数得着乌获，行动敏捷要说庆忌，勇猛无敌应归于孟贲和夏育。依我的愚见，人确实有这样的情形，野兽也是这样。现在陛下喜爱攀登险要的地方，射杀猛兽，万一突然遇到力大凶猛的野兽，它在无路可逃的绝境，拼死冒犯陛下的随从车辆，陛下的车辆来不及调转方向，人来不及施展应变的巧计，即便是有乌获、逄蒙的超群技艺，也来不及使用，那么枯树朽木也会成为祸害了。这种情况，相当于胡人和越人突然出现在京城，而羌人和夷人接近了陛下的车辆，怎么能不危险万分呢！即便是万无一失而没有祸害，然而这种环境本来就不是陛下应该接近的啊。更何况陛下入都要在清道戒严之后才出发，车辆要在道路的正中间奔驰，即便如此谨慎，还经常遇到控驭马匹的铁勒折断，或是车轮脱出等意外变故，更何况穿过茂密的荒草，驰过丘陵废墟，前面有即将捕获猎物的诱惑，而心中没有预防意外的准备，野兽要对陛下形成危害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了。看轻皇帝的万乘尊位，不注意自身的安全，反则乐于行进在潜伏着危险的道路上寻求刺激和娱乐，我私下觉得陛下不该如此。大概聪明的人能预见到尚未萌芽的问题，有智慧的人能提前避开还没有完全形成的灾祸，灾祸本来大多隐藏在不易被察觉的细微之处，而发生在容易被人忽略的环节上。所以俗语说：‘家中积累有千金的家产，就不能坐在堂屋的边缘。’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比喻大事。”武帝认为他说得很好。
四年（甲辰、前137）
[1]夏，有风赤如血。
四年（甲辰，公元前137年）
[1]夏季，刮起了一场如同血红色的风。
[2]六月，旱。
[2]六月，出现旱灾。
[3]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3]秋季，九月，东北天空出现了异星。
[4]是岁，南越王佗死，其孙文王胡立。
[4]这一年，南越王赵佗死，他的孙子文王赵胡继承了王号。
五年（乙巳，前136）
[1]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乙巳，公元前136年）
[1]春季，朝廷宣布停止使用三铢钱，发行半两钱。
[2]置五经博士。
[2]朝廷设立五经博士。
[3]夏，五月，大蝗。
[3]夏季，五月，发生严重的蝗灾。
[4]秋，八月，广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无后，国除。
[4]秋季，八月，广川惠王刘越、清河哀王刘乘都死去，没有后代，他们的封国被废除。
六年（丙午、前135）
[1]春，二月，乙未，辽东高庙灾。
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
[1]春季，二月，乙未（初三），辽东郡的高祖庙发生火灾。
[2]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2]夏季，四月，壬子（二十一日），高祖陵寝中的偏殿发生火灾；武帝因此穿戴了五天白色冠服，以示请罪。
[3]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3]五月，丁亥（二十六日），太皇太后驾崩。
[4]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侯田为丞相。骄侈：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物，相属于道；多受四方赂遗；其家金玉、妇女、狗马、声乐、玩好，不可胜数。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稍退。
[4]六月，癸巳（初三），丞相许昌被免职，武安侯田任丞相。田骄横奢侈：修建的住宅比所有官员的住宅都豪华，占有的田园最肥沃；从各郡各县购买的物品，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大量接受各地的贿赂；他家的金玉、美女、狗马、歌妓舞女、古董器物，多得数不过来。田每次进宫奏报政务，坐在那儿对着武帝一说就是大半天，所说的都被武帝所采纳；他推荐的人，有的从平民百姓直接做到了二千石的高官，侵夺了皇帝的权力。武帝不满地说：“您任命的官吏，任命完了没有？我也想任命官吏。”田曾经请求把考工官府的土地拨给他，以便扩建住宅，武帝愤怒地说：“您为什么不干脆要武库！”从此以后，他的气焰才稍收敛了一些。
[5]秋，八月，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
[5]秋季，八月，东方天空出现了异星，长尾横扫天空。
[6]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南越王守天子约，不敢擅兴兵，使人上书告天子。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大为发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令韩安国出会稽，击闽越。
[6]闽越王郢发兵进攻南越国的边境城邑，南越王遵守武帝的约定，不敢擅自发兵，派人向武帝上书告急。因此，武帝很赞赏南越王的忠义，调集大批军队去援救南越，派大行王恢率军从豫章郡出发，派大农令韩安国率军从会稽郡出发，合力进攻闽越。
淮南王安上书谏曰：“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淮南王刘安上书劝阻说：“陛下统治天下，推行德政普施恩惠，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专心地从事自己的产业，自认为一生不会见到战争。现在听说有关官员将要率兵去进攻闽越，我刘安私下替陛下感到担扰。
越，方外之地，剪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险阻、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各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奉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遇戆轻薄，负约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壹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越人生活在中原之外的土地上，是剪断头发、在身上刺刻花纹的野蛮人，不能用礼义之帮的法度进行治理。早在当年夏商周三代最强盛的时期，胡人和越人都不受中原的统治，并不是三代王朝的国势不能征服他们，也不是三代王朝的军威不能克制他们，而是因为三代王朝认为越人的土地无法居住，越人野蛮无法统治，不值得烦劳中原王朝。自从汉朝初定天下以来，七十二年间，越人自相攻击的事件，数都数不过来，但是天子从来没有发兵进入越人居住区域。我听说越人没有城池村庄，而生活在山谷溪流之间，丛林密竹之中，习惯于水上战斗，擅长划船行舟，地形复杂，草木丛生而且有许多河流险阻；中原地区的人不了解当地的地势险阻而进入其境内，即使一百个人也抵不过一个越人。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无法设置郡县进行统治，进攻他们，又不能迅速取胜。从地图上看，越地的山川河流屯兵要塞相距也不过只有几寸的地方，而实际距离却有几百里千里。国家依赖祖宗神灵的保佑，全境安宁，白发苍苍的老人没有见过兵器甲仗，百姓得以夫妻相互厮守，父子相互保养，这都是陛下恩德。越人名义上是国家的藩属国，实际上不向朝廷缴纳任何贡品和酎金，不为朝廷负担一兵一卒的徭役；他们自相攻击，陛下却派兵援救，这是反过来为了野蛮人而使中原遭受疲劳困苦啊！况且越人遇笨鄙薄，违背盟约，反复无常，他们不遵守朝廷的法度，并不是一天一日如此，而是由来已久。如果越人一不奉行皇帝诏令，就发兵进攻他们，我恐怕以后的战争没有停止的时候了。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朝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最近，连续几年收成不好，百姓要靠出卖爵位、让儿子充当赘婿换回钱财维持生活。仰赖陛下的恩德救济百姓，百姓才得以不饿死在流亡途中；前年歉收，去年又闹蝗灾，百姓的生活没有恢复正常。现在调兵远征数千里之外，应征的人，自带衣物粮食，进入越人居住地区，抬着轿子翻越山岭，拉着船在水中跋涉，远行数百里甚至上千里，河两岸是繁密的树林和丛生的乱竹，船在河中上下行走，经常撞在石头上；树林中有许多蝮蛇、猛兽，夏季炎热之时，上吐下泄以及霍乱等瘟疫接连不断，不必等到交战，死伤的人必定就很多了。前些时期南海王反叛，陛下已去世的臣子、我的先父派遣将军间忌率军进攻他们，南海王率领他的军队归降，就把他们安置在上淦地区。后来他们再次叛乱，正是暑热多雨季节，前来平叛的楼船水军将士长期居住在水面上，还要划桨行船，有一大半的人还没有交战就死于疾病；年迈的父母流泪，幼小的孤儿哭号，变卖所有家财产业，到千里之外，去接亲人的尸体，肉已不存，只好包裹骸骨返乡。那种悲痛哀伤的气氛，持续几年没有消失，老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当时还没有进入越人的居住地区，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祸害。陛下的仁德如同天地一样广大，英明如同日月高照，恩惠施加到禽兽和草木，如果有一个人身受饥寒没有安享天年而死，陛下就为此而心中惨悲伤。现在境内没有任何不安的现象，连犬吠的惊吓都没有，却使陛下的士兵丧生，尸身暴露原野，鲜血浸染山谷。边境的百姓因此在下午早早关闭城门，上午很晚才敢打开城门，这样每天早上还要为晚上能否平安无事而担忧，我刘安私下替陛下觉得此事应该三思而行。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生，疾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中以偿所亡。
“不熟悉南方地形的人，大多认为越人由于人多兵强，所以能攻扰边境城邑。当年淮南国领有它的全部封地的时候，大量任命边境的官吏，我私下听说，越人与中原人不同。有高山为界，行人绝迹，车道不通，这是天地用来限隔中原和边外的自然屏障。越人要进入中原地区，一定要沿着领水顺流而下，领水流经的地区山势险峻，水势湍急，能冲走巨石撞毁船只，不能用大船运载粮食顺流而下。越人要想图谋进犯，一定先要在余干县境内开垦土地，积蓄粮食，然后才进入境内，砍伐树木修造船只。边境防守戎备如果很谨慎很警惕，畹牧甘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