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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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译文】

  后世的人在谈到西汉时的郦寄把朋友吕禄骗到效外游玩,给了周勃他们推翻吕后政权的机会这件事时,认为从个人道义上讲,郦寄出卖了朋友,是不光彩的。这个道理该怎么讲呢?

  班固的看法是:“所谓出卖朋友,是指那种为了富贵荣华而忘了朋友的情义,把朋友作为换取个人利益的牺牲品,才是卖友行为。至于郦寄,其父郦食其帮汉高祖打了天下,是开国元勋,而吕氏家族阴谋篡夺了政权,他在这场劫难中,虽然用欺骗手段把吕禄骗出去,摧毁他的卫戌部队,推毁吕氏家族,目的是安定国家,为了天下苍生。这不是出卖朋友,是为了拯救国难、捍卫父辈君臣开创的大业而不得己采取的一种手段。”

  【经文】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敌,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译文】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的时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就在这期间,曹操手下的将领张邈叛变。这时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当时的战争局势是如果吕布把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使计把范城的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为救母亲归顺。曹操闻讯,赶紧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服,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

  于是有人问:“靳允这样做,于母不孝,于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众的观点是:“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操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

  “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

  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杀,把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她用这种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叫开方的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拔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管仲却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象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怎能为相。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爱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起来后,徐庶进退两难。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边,曹操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你还是去吧。”

  【按语】

  所以从另一角度来说,一个领导人,如果得天下,就应当体察人情,原谅为人臣子的部下为尽孝心的苦衷。对照刘备处理徐庶的仁义慈爱,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母亲才对。由此也可看出曹、刘两人气度截然不同。

  【经文】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刑,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译文】

  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等一班人:“根据史籍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部下和老百姓不能骗他;孔子的学生子贱治理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人们不忍心骗他;西门豹治理邺都的时候,人们不敢骗他。这三个人能做到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你认为哪一种更好?与你的才能相比又如何?”

  王朗回答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德高望重,能够真爱人、真干事,老百姓和部下都感念他的恩义,就不忍心骗他了,就象单父的老百姓对待子贱那样;如果上面的领导人什么事都看得很清楚,下边的各级官员怕被觉察,就不能欺骗了,象子产那样;如果上面用严刑重法治理一区一国,老百姓和部下怕犯法、怕刑罚,就不敢欺骗了。这三种不欺的效果相同,但是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要求臣民忠心,但尽忠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执政者多行不义,臣民就不可能忠心。当领导的按仁义道德行事,臣民自然感恩戴德,这就合乎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仁爱道德管理大众,使全国人民都有文明教养,即便有人做了不体面的事也好纠正),可以达到文治的最高政治目的;如果靠明察秋毫、严刑重法来治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日子,或者有人在法网的漏洞中为非作歹,干了坏事还能逃过法律的追究,自认为高明,还恬不知耻,就和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靠政治法令来治理因家,用刑罚来管理人民,有人干了坏事能逃过法律的制裁也不觉得羞耻)一样了。这两种情况,好坏的差别很大,关键在于领导人能权衡利弊,一文一武把握平衡,而不应斤斤计较,因小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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