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
李筌曰：勇怯者性，强弱者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厚。地气所生，人气所受，勇怯然也。且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既言秦人劲；申屠之子在于峣关，杜洪之将在于阡水，则秦人何得而称劲？吴人怯；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败齐于长勺，陵晋于黄池，则吴人何得而称怯？蜀人懦；诸葛孔明撮巴蜀之众，窥兵中原，身为偃尸而威加魏将，则蜀人何得而称懦？楚人轻；项羽破强秦，虏王离，杀赵角，威加四海，诸侯俯伏莫敢仰视，则楚人何得而称轻？齐人诈；田横五百死士，东奔海岛，闻横死，同日伏剑，则齐人何得而称诈？越人浇薄；越王勾践以残亡之国，恤孤寡之众，九年灭吴，以弱攻强，以小取大，则越人何得而称浇薄？燕赵之人锐；蚩尤败于涿鹿，燕丹死于易水，王浚缚于蓟门，公孙戮于上谷，则燕赵之人何得而称锐？凉陇之人勇……所为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死；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怯、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门。勇之于怯，于人何有哉？
《北征录》曰：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财者在乎材，相为盛衰而不容两立也。夫子论何以聚人曰财，志食货者亦以财为役天下之具。古人间人之君臣，报人之仇怨，未尝不以此为首谋。至于受千金之恩，而甘心于图穷之诛者，将不止于荆轲一人而已也。何者？壮士之颜色，不在乎血气之刚衰，而在乎床头之有无。通神明，役鬼神，亦系于所积之多寡。故古人一则曰轻利好施，二则曰尽将家资散施乡里朋旧，三则曰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是皆轻天下之财，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杰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则均之惠，它日可卜其不我鄙而乐为之用，虽赴汤蹈火不恤也。故壮勇之士则曰募，以财而募之也；岩穴之士则曰聘，以财而聘之也。三军之众，十万之师，弃性命如草芥，赴锋镝如衽席，买间谍以破其腹心之谋，求乡导以乘其藩墙之隙，非有赏赉以维其心，非有金帛以壮其气，彼安能乐为我用哉！是谓之财才相用。
《北征录》曰：《孙子》论间之一篇有曰：“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才在殷。”夫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攸属，何伊挚、吕才之能为兴亡也哉！盖天命之去留，系豪杰之去就，罗其英雄，则敌国自下。秦实无人，始为可图；季良犹在，则腹心之忧未去。故用间之法，不以人材之未附为国家之急，而以人材之外附为国家之大患。五就汤、五就桀者，所以为造邦之臣；去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者，所以为伯者之佐。韩信不用于楚而用于汉，此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樊若水不官于南唐而官于宋，此艺祖之所以得江南。盖豪杰之士，致之于朝廷，用之于幕府，则可以为忠臣为义士，遗之于郊野，弃之于山林，则可以为乱臣为贼子。得之于我，则可以成帝王之功；弃之于敌，则适以资奸宄之策。古之圣贤，务揽英雄之心，如黄石之著《三略》；延揽英雄，如邓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以固其乐为我用之心；吐哺握发，以启其无鄙我之意：斯为善耳。不然，则杨朱之岐多于南北，孟轲之水决于东西，天之所以资我者，将转而为资彼之具矣。夏虽未亡，而挚去则亡；周虽未兴，而望至则兴：岂不畏哉！岂不畏哉！自今宜广行招致，幕府将帅，精加延揽，使无遗于草莱，使无逸于郊野。取之不拘于势分，用之不嫌于细故。将见襄淮之翘楚，江湖之豪放，荆楚剑客，烟波钩徒，风门雾集，臂奋魆鼓，求备吾之采择矣。是为豪杰为间。
人事军律曰：军中才艺，片善莫遗。临事有阙，如何卒救？或施小计以获大功，设一计而收万全，或致死擒生，或知情识变。若多艺而无行，则择艺而弃行；能谋而怯斗，则舍怯而用谋：各有所长，难为求备。亦有鸡鸣狗盗，孟尝得以脱身；夷门屠夫，信陵纳之全国。选士之时，宜多采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