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籍女弟子22人，其中与袁枚有交往的主要男性家族成员为诸生的有金逸（诸生陈基之妻）、金兑（诸生金凤翔之女）、张允滋（诸生任兆麟之妻）、严蕊珠（诸生严家绶之女）、袁淑芳（士子陈燮之妻）、屈秉筠（士子赵同钰之妻）、赵同曜（赵同钰之妹）、席佩兰（入门当时仍是诸生的孙原湘之妻）等8人，下层平民之妻汪玉轸（其夫陈昌言和袁枚没有关系）1人，拥有官职的有王碧珠（苏州府知府汪谷之妾）、朱意珠（汪谷之妾）、归懋仪（巡道归朝煦之女）、吴琼仙（翰林院待诏徐达源之妻）、周澧兰（知県周兆熊之女）、陶庆余（大司马彭公孙希洛之妻）、宋静娟（少司农宋邦绥之女孙）等7人，其余江碧珠、沈纕、尤澹仙、何玉仙、顾琨、王蕙芳等6人不明。在确知家庭背景的16人中，有一半以上是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但是，前述16名“杭州女弟子”中，除了秀才汪绳祖的两个女儿汪妽、汪女中和秀才张静山的女儿张秉彝之外，其余全是出身官僚家庭。这些女弟子未必真有诗才，袁枚看中的也许不过是她们的家庭背景罢了，最典型的莫过杭州知府明保的3个姫妾。虽然“闺中三大弟子”以及苏州过半数的女弟子都是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袁枚看中的是她们身上真正的才华，而不是家庭附加值。所以，袁枚请人作‘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时完全有可能不惜删去了大部分并没有诗才的参会者，添加了他认为有才气的深得“性灵”派衣钵的苏州籍女弟子。袁枚在嘉庆元年（1796年）编辑《随园女弟子诗选》时，也是苏州籍女弟子占了绝大多数，被收入《诗选》的杭州籍女弟子只有孙云凤、孙云鹤、王玉如、钱林4人。当然也有例外的，《随园女弟子诗选》由苏州知府汪谷资助出版，出于这个缘故，收录了汪谷的两个姫妾王碧珠和朱意珠的诗，连汪谷自己都觉得不妥当，认为二人“年幼初学操觚，不敢与女公子及诸夫人并列”，袁枚却巧妙地解释说：“当年齐桓、晋文合诸侯时，同盟者岂皆鲁、卫大邦，竟无邾、莒附庸执玉帛而来与会者耶？子何所见之狭也”（注63）。真是巧舌如簧，这正是不愧为“广大教主”袁枚的地方。
虽然在伝统中国社会，妇女要得到充分的受教育机会，官绅家庭出身是一个不可少的条件，袁枚也曾宣言“闺秀能诗，毕竟出于大家”。但是，袁枚的杭州女弟子现象却令我想起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福柯曾主张，围绕真理的所有论证都是由倾向权力的意志所驱动的。主张真理的同时，也是在主张权力。所以，知识绝対不会说是“莫不关心”的（不管是从严格意义上，还是从日常的意义上，总之，不偏不党是不可能的，莫不关心是不存在的）。対知识的占有、启示、创造，同时也是対权力的占有、启示和创造。话语不是由倾向真理的意志界定的，而是由倾向权力的意志所界定的，话语总是在谋求权力（注64）。
第二次湖楼诗会中明保以及3个姫妾的出现，正表现了袁枚在搬出《诗经》等经典来论证女子可以为诗，宣扬闺阁诗派的同时，通过女弟子的男性家族成员，在社会基础薄弱的杭州谋求新的权力，借以强化社会根基。明保的社会身分不仅是杭州知府，袁枚的父母官，而且更是权臣和珅继母的堂弟。早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和珅就曾造访随园并派人画图带回北京，而其弟和琳则是袁枚的崇拜者。《批本随园诗话》作者曾指出，
子才壮年所交者，止尹文端一人。其余如奇丽川、孙补山，则相交皆在六七十岁后，不能
十分得力。若福敬斋、和希斋，则更后之后者。不及半年，福、和均死军中。若早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