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酉三年二月，明帝设朝，君臣礼毕，诏故谯王司马丕、戴渊、周顗、甘卓、虞望、郭璞等，赠官有差，因王敦谋逆，丕等死于国难，故皆赠溢其官。
时周札亦死国难，未蒙诏录，因是周札故吏上表，为札讼冤。尚书卞壶议曰：“札开门迎寇，不当赠谥。”王导上议曰：“往之事敦，奸逆未彰，自臣等有识以上皆所未悟，与札无异，既识其奸，札便以身许国，寻取枭夷。臣谓宜与周、戴同例。”郗鉴曰：“周、戴死节，周札迎寇，事异赏均，何以劝惩？如司徒议则谯王、周、戴，皆应受责，何赠谥之有？今三臣既褒，则札宜贬明矣！”导曰：“札与谯王、周、戴，虽有异同，皆人臣之节也。”鉴曰：“敦之谋逆，履霜日久，若以往年之举，义同桓、文，则先帝可为幽、厉耶？”诸臣虽各议不合，明帝卒用导议，诏札与周、戴同例有差。群臣请立太子司马衍为皇太子，明帝大悦，从之。
五月，诏以陶侃都督荆、襄、雍、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于是陶侃复领荆州，次日率众去镇。
时荆州士女闻陶侃来镇，各各欢悦，以香花迎接。侃至荆州，恭勤终日，敛膝危坐，军府诸事，检摄无遗，未尝少停。
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